关于清朝皇帝的爱情故事

1931年9月的盛京气象 沈阳，是溥仪的祖先当年曾经驻留的“帝京”。不过1931年9月的沈阳气象已经完全不同。沈阳是当时东北地区最大的都市，人口70万，城市规模、功能与北京、上海、天津相比还略逊一筹，但已是中国当时的第四大城市，气象繁华，各国人流熙来攘往。“原因就是国际化程度高，说句实话，比起现在的沈阳都要更国际化:当时领事馆有16家，侨民有30余万。火车直接通往国外。”辽宁社科院专门研究30年代东北历史的研究员张志强介绍。 当然，所谓国际化，并不仅仅是硬体，更多的是市民心态。9月16日《盛京时报》的一条花边新闻评论了“近来沈阳青年男女受欧风西化之影响，皆醉心男女欢合事，尤以学校男女学生为最多。每年临时快乐的父母，用敏捷毒辣的手段，导致婴孩死亡，其数目不可计算。”这条新闻的标题是大字的“弃子”。沈阳正为它的国家化欢喜而烦恼著。 与东北其他城市相似，沈阳奉行的是二元政治体制:日本人在日俄战争后，以满铁附属地为名，管辖著自己占领的区域;张氏政权在另外的区域忙於建设:从交通、城市规划、商业、教育等方面野心勃勃地制造一个繁华的都会。也许就是双方的竞争之心，才造成了沈阳飞速的发展。“按照现在的说法，张氏政权搞了不少开发区。”张志强说。张作霖和张学良长年聘请义大利和比利时的市政规划人员和建筑师在沈阳破土动工，先后建设了大东新市区、惠工工业区等。“裏面的建筑群落全是欧洲风格的，你看老沈阳北站，高穹薄壳，现在也不落伍。”车站外是笔直辐射出去的大道，旁边是高大的树木。完全欧化的新区域使得人们在目睹当时的沈阳照片时仍不习惯。 当时沈阳工商业均具备国际化特徵，除了为数众多的日韩企业外，英、美、法、德均在此地开设有银行和企业。国内也有江浙帮、闽粤派、直隶帮等各种商业团夥在此地竞争。沈阳当时也是东北铁路枢纽，五条铁路通向北韩、苏联、北京、阜新和大连。市民交通以追逐新潮为乐，当时有轨电车在沈阳已常见，而小汽车数量不输於北京。关於坐火车到城外域外旅行的广告，也开始出现在这时间的沈阳报纸上。 说到工业，“沈阳的近代城市工业体系可不是日本人造起来的，这种观念一定要纠正。”张志强说。上世纪20年代是沈阳重工业的形成期，当时日本在自己完全控制的大连搞“大大连主义”，张氏政权因而在沈阳大力发展重工业:3万多人的东三省兵工厂占地1000亩;服务全中国的无线电通讯业直通欧美;全中国的第一个造币厂、第一台载重汽车都出现在这里。大量的民族资本家也在此地发展。“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沈阳的发展，导致了日本更大的贪婪。”沈阳作家马秋芬说，因为“九一八”之后，这些企业无一例外地落到了日本人手中。 9月16日的沈阳报纸上，“奉天肇新陶瓷公司”的广告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是肇新陶瓷常做的广告，它生产的砖瓦和陶瓷是当时东北一带的名牌产品。所有者杜重远是沈阳一直在鼓吹反对日货的民族资本家。作为陶瓷专家的他设立奉天肇新陶瓷公司，首创中国机械制瓷，将日本的“大华”等工厂击垮。他被日本人告到法庭上，在法庭上，他的著名演说是“泣血告同胞书”。 9月16日的东北，还在忍受著日本军队的频繁演习。“长春日军示威演习，城郊又遭蹂躏”。《北平晨报》报道当日的日军演习用了这样的标题。“东北各地日军，不时演习野操，驻长春之日军第三旅团第四联队，与独立守备队，分为二组，此前未通知我地方当局，竟演习攻防长春战。划城西北散步关，五里堡，新立屯，及城西南之黄瓜沟，田家油坊，城后堡等地为战场，几日枪炮声最烈，昼夜不息，乡民饱受惊虚，而田禾菜圃，又多被蹈毁。” 溥仪的家事与国事 9月16日的《北平晨报》登出这样一则新闻:《溥仪家庭风波可望和平了结》。文章说，当天午后2时，双方律师约见，“淑妃(文绣)大势已趋脱离一层”，“承谕:事已至此，只 可照脱离协商条件。” 家庭危机好像并没有影响在天津静园内的溥仪的日常生活。这一天，除了照例召见了郑孝胥、胡嗣瑗、陈宝琛这些前清的遗老遗少外，溥仪与一个侍从打了两场网球——溥仪喜欢高尔夫和网球，寄居天津还在静园修建了一个小型高尔夫和网球场，两者当中又尤其热衷网球，“凡有网球名手来天津比赛，他总要前往一观”，溥仪的二妹、三妹以及他的几个随侍都是他的球伴，今天虽然两局分别以4：6和5：7输掉了。但“在这一点上他还算民主，绝不像慈禧那样输棋也要杀人”，自1979年便开始研究溥仪的吉林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说。 就在一天前，溥仪与文绣各自的代表终於就离婚赡养费达成一致。最初要求15万的文绣做了很大让步，接受了5.5万这个数目，只要求一次交付现金，并在短时间内办理手续。文绣是在8月25日向溥仪提出离婚的，当天下午，她藉口外出看戏散心，得到“恩准”后，文绣、文珊并一贴身太监，乘坐溥仪汽车驰出静园大门，直奔国民饭店，与早已等待在此的三位律师协商起诉离婚之事。当晚的静园上下乱成一团，而在文绣逃出静园的第二天——1931年8月26日，这条新闻便不胫而走，“前清废帝家庭之变”的消息占据了当时天津各报的显要版面。 与文绣素来不睦的婉容此时坚定地陪伴在溥仪身边，不仅如此，两人还积极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水灾赈灾——溥仪捐赠了一栋楼房，婉容则捐出自己的珍珠项链和大洋，这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京、津、沪的报纸上都刊登了“皇后”的玉照和那串珍珠，其中《大公报》以“溥浩然(溥仪)夫人捐珍珠赈灾”为题做了专题报道。於是在1931年的夏天，溥仪因“离婚”和“赈灾”而两度成为媒体主角。在水灾已经成为这两个月中国的公共事件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捐献者都能够在报纸上得到彰显——9月16日，北平花市大街的张姓医师决定从当日起捐献所有诊金的新闻也上了报纸，和当时“皇帝”的捐献新闻并列。 这场蔓延中国南方的大水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所有的报纸都已经被闹到疲倦，大水的新闻已经从主角沦为花边，只有《湖北水灾日刊》还在细心地报道当地水灾的一切:三天内，湖北省接到浙江、上海、湖南等地遣送回来的灾民1184人;荆沙地区灾情严重，“一片汪洋，灾区扩大;高原下湿，共叹沦胥”:叹的是湖北监利一号堤终於在长江大水的冲击下崩溃，“人畜室粮同时飘零”。世界红十字会组织在汉阳觅得义地一大块，为收埋浮棺之处，到9月16日，已经收埋了158具。“汉口街市水渐退，洋车数百又行活动於各主要市区，居民骤观陆地复现，皆甚珍奇，睡落中一大问题为腐烂，指货物与死尸，救济人员现正督促工人清除，平汉车一部已开通，通车一周内可复云。” 远在江淮流域的洪水被一个人的奇思妙想和东北联系起来:9月10日，总司令部的宣传处长蒋坚忍，提议将江淮一带的灾民500万应急送东三省屯垦，据说“各方对此案现正郑重讨论中，原因为长江流域人口过挤，送往边疆自属於国家有利，且长江受灾农民，既已将田产一概损失，若由政府给资，运往边疆，更属计之得也”。 虽然还有一个多月才到自己的生日，但9月16日这天，婉容收到了荣惠和敬懿两位太妃送的衣料、香皂、手绢、生发油、香水等“千秋贡品”。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手下的鹿钟麟赶出故宫时，身边还有光绪、同治留下的4位太妃，彼时送礼的两位都是同治之妻。按照规矩，长辈太妃给“皇后”的贡品要在生日前早早送出。 1931年已废除帝制20年，但在遗老遗少们眼中，溥仪仍是高高在上、凛然不可侵犯的“清朝宣统皇帝”。文绣的一个哥哥在得知其妹要求与“皇帝”离婚后，曾在天津《商报》上发表公开信，称“我家受清帝厚恩二百余载”，且不说皇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应耐死忍受”。他痛心疾首地训斥文绣“糊涂、荒谬、大胆妄为、辱没祖宗，终不免为社会上人唾骂而死！” “静园”之外的军阀混战 “说起文绣和我离婚这一段，我想起了我的家庭夫妇间的不正常的生活。”若干年后，被成功改造成共和国公民的溥仪极其诚恳地挖掘了自己的灵魂深处，他认为婚姻失败的原 因在於“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天津的静园成了溥仪复辟梦想的策源地。 1929年，溥仪就搬到了陆宗舆的这所房子，并将原名“乾园”改为“静园”。“我给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层用意的”，溥仪回忆。 1931年9月前两月，溥仪正在日本留学的二弟溥杰和妹夫润麒，被鹿儿岛驻军某联队吉冈安直大队长邀请做客。临告别时，对方曾说:“回到天津，请转告令兄，别看张学良在东北为所欲为，不久中国东北也许会发生什麼事情。令兄是大有前途的，希望他多保重，等待时机到来。”之后，为了探听虚实，溥仪曾接连派出三批人员，一批在天津市内，一批派到日本国内，还有一批前往东北。9月16日前后，溥仪手下的一个重要人物——警卫处长佟济煦被派到奉天。“据我所知，上东北的有两人，一人专门了解关东军及日方其他部门的消息，另一人则以联络东北遗老为目标，此即佟济煦。”溥仪的随侍李国雄后来向王庆祥回忆。 佟济煦在奉天面见袁金铠和熙洽等人以后，万分激动地返回天津，向溥仪报告说:“时机已至，切莫迟疑，东北乃我大清龙兴之地，数千万臣民正翘首以待，盼皇上幸临！”声泪俱下中，佟济煦还把在东北带来的一块土用手帕包著献给溥仪，“皇上得到这块土，预兆将得到整个满洲的领土！”溥仪后来还多次动情地向周围人描述这一场景，“我接过土来，用鼻子闻闻，实有一股祖居龙兴圣地的芳香……” 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9月19日传到天津时，溥仪传下谕旨:“关外之变是否影响到我尚不可知，但不能不先有筹划。”“我从一听见事变的消息，每分钟都在想到东北去”，但身边忠诚的“老臣”郑孝胥倒是很老道地提醒他不必太急，他说，“日本人迟早会来请皇上”。 很难说当时的军阀混战与溥仪的复辟有什麼明确的直接联系，但是，混战的局面确实给了溥仪以新的机会。 9月16日，阎锡山在通过各家报纸表明他的“心迹”。因为张学良东北军对蒋的支援，中原战局急转直下，反蒋联军土崩瓦解，阎锡山被蒋介石要求出国，他在《心迹》中却表明愿意“去西北办实业，不愿出国，俟父病愈，放能离晋。无其他企图，不可相逼太甚”。这天的《华北日报》报道显示:公开表明的心迹是阎手下大将徐永昌根据他的话草拟的通电稿，据说阎不日将自己亲自表明心迹。“张是最瞧不起文人的，他大概从年轻时候就觉得文人不能成事。”采访过张学良的台湾学者郭冠英说，但是，此时的张大约处於人生得意期，并没有制止报纸上连篇颂扬的表示。张学良进入关内，目的是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带走的军队不多，还是给东北防务造成了空虚。 张学良支援蒋介石，声讨阎锡山、冯玉祥的“巧”电，是1930年9月18日发出的，而日军恰恰在一年后的同一个“巧”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顺治--大清朝最为多情哀愁的帝王　　清世祖章皇帝爱新觉罗·福临，6岁登极，是清代历史上有名的少年天子。年号顺治：顺，意顺利；治，意治理。就是顺利治国，华夏一统的意思。 少年福临的命运，真如同他的名字一样：“福”从天上降“临”。为什么这样说呢？　　清世祖章皇帝爱新觉罗·福临，6岁登极，是清代历史上有名的少年天子。年号顺治：顺，意顺利；治，意治理。就是顺利治国，华夏一统的意思。 少年福临的命运，真如同他的名字一样：“福”从天上降“临”。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大清皇位，从天而降。如前文所说，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夜亥刻， 皇太极带着“储嗣未定”的遗憾猝死。皇太极在白天还处理政务，夜里就离开人世。他死之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也没有交代由谁继位。由于事出突然，诸王贝勒也没有一点准备。经过一段时间的忙乱和哀悼，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在皇宫崇政殿打响。那一天是八月十四日，也就是皇太极死后的第六天。 努尔哈赤有遗诏，规定皇位的继承要满洲贵族来讨论。当时主要有七个人的意见举足轻重：四个亲王，就是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还有三位郡王，就是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颖郡王阿达礼。当时，最有希望夺得大位的是肃亲王豪格和睿亲王多尔衮。 豪格(1609～1648年)的有利条件主要是：　　第一，为皇太极长子，35岁(比多尔衮年长3岁)，正值壮年；　　第二，人才出众，史称他“容貌不凡，有弓马才”，“英毅，多智略”；　　第三，久经战阵，屡获军功；第四，皇太极生前亲掌的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大臣拥护豪格继位，尤其是两黄旗贝勒大臣更是誓死效忠。　　多尔衮(1612～1650年)的有利条件主要是：第一，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时年32岁；　　第二，受到父亲的钟爱。史载，努尔哈赤曾留下遗言：九王子(多尔衮)当立而年幼，由代善摄位。而代善鉴于当时情势，转而拥立皇太极；　　第三，多尔衮兄弟为正白旗和镶白旗的旗主贝勒，这两个旗支持多尔衮；　　第四，有二位胞兄弟阿济格和多铎的支持，在上述七王中，多尔衮兄弟占了三个席位；第五，多尔衮多次统军出征，“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屡立大功。 八旗甲胄从实力对比看，豪格有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的支持，多尔衮有正白、镶白两旗的支持。那么，其余三旗——代善父子掌管的正红和镶红两旗、济尔哈朗掌管的镶蓝旗——的意见就至关重要。 十四日黎明，两黄旗大臣在大清门盟誓，拥护豪格继承皇位，并部署两黄旗巴牙喇(即护军营,为禁军中护卫皇帝的部队)张弓挟矢，环卫崇政殿。图尔格、遏必隆又传令其牛录下的护军，备好甲胄弓矢，护卫大清门。议商皇位继承人的贵族会议在崇政殿的东庑殿举行，由年纪最长(61岁)、地位最高的礼亲王代善主持。黄旗索尼和鄂拜首先倡言“立皇子”，多尔衮以其资历不够，令他们退下。索尼和鄂拜虽然退出，但两黄旗巴牙喇包围了宫殿。两黄旗暂时占了上风。但两白旗并不示弱，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弟兄发言，力劝多尔衮即帝位。多尔衮见形势紧张，正在犹豫。多铎声言：“你如果不答应，应当立我。我的名字在太祖遗诏！”多尔衮不同意立多铎，说：“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也在遗诏里，不独王(多铎)也！”多铎又说：“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代善)！”礼亲王代善表示自己老了，提出豪格为“帝之长子，当承大统”。豪格觉得有两黄、正蓝和两红旗的支持，大局可定。于是，表示谦辞，说：“福少德薄，非所堪当！”他本来是假意谦让，想让众人“坚请不已”，然后顺势登上皇帝宝座，这样不是显得既谦恭又众望所归吗？但是，两白旗并不相让。他内心愤懑，随即暂退。在争执激烈的气氛下，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说：“我们这些人吃先帝的，穿先帝的，先帝对我们的恩情有天大。要是不立先帝的儿子，我们宁可以死追随先帝于地下！”这时，礼亲王代善见形势不对，以年老不预朝政而离席，英郡王阿济格随后以不立多尔衮而退出，豫郡王多铎沉默不发一言。这就出现“定议之策，未及归一”的僵局。 在这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紧要关头，表面憨厚而内心机敏的郑亲王济尔哈朗，提出一个折衷方案：让既是皇子、又不是豪格的福临继位。多尔衮权衡利弊：如果自己强行继位，势必引起两白旗与两黄旗的火并，其后果可能是两败俱伤；让豪格登极，自己既不甘心，还怕遭到豪格报复；而让年幼的福临继位，则可收到一石三鸟之利——打击豪格，自己摄政，避免内讧。所以，多尔衮说：“我赞成由皇子继位，皇子当中豪格提出他不继位，那就请福临继位。福临年纪小，郑亲王济尔哈朗和我辅政。”豪格也不好反对。 于是，6岁的福临意外地坐上了大清国皇帝的宝座。这有点像天助神佑，但也并非找不出事理的根据来。正如一位哲人说过的，在权力争夺的平行四边形诸力中，两条边的两个不同方向的分力，斗争的结果，既不是这条边的力，也不是那条边的力，而是对角线的力，就是两个分力所产生的一个合力。福临，幸运地成了这条权力斗争中的“对角线”。　　第二，迁鼎燕京，从天而降。清顺治元年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带领农民军下太原、占大同，陷宣府、破居庸，掠昌平、焚皇陵。三月十九日黎明，李自成军攻陷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疯狂杀死、杀伤自己的妻女之后，在煤山(今景山)自缢而死，276年的大明皇朝灭亡。 李自成攻占北京城的军报，传到大清的都城盛京。多尔衮急召智囊范文程等决策。范文程分析了明崇祯帝死后军事与政治的形势，建议利用忠于明朝的官吏、缙绅、儒士、百姓对农民军的不满，兴师入关，逐鹿中原。他起草宣谕官吏百姓的布告说： 我们的军队是为你们的皇帝报仇的，不是来杀你们的百姓的。现在我们要诛灭的，只有闯贼！官吏归顺我们，还是官复原职；百姓投奔我们，还让你们重操旧业。我们的军队有严格的军纪，肯定不会加害你们！ 于是，摄政睿亲王多尔衮于四月初九日领大将军印，统率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等共约14万大军，奔向山海关。 这时，山海关聚结三大军事集团：第一个是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所统领的明军；第二个是李自成亲自带领讨伐吴三桂的20万大军；第三个便是多尔衮所率领的清军。他们代表三种政治势力——大明、大顺、大清。这三个军事集团，反映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从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展开山海关大战。吴三桂降清，与清军联合。经过激战，李自成大败。 多尔衮取得山海关大捷后，以吴三桂军为先导，率领八旗军向北京进发。沿途官兵，献城投降，奉表称臣。李自成则于四月二十六日败归北京，四月三十日，匆匆称帝，放火烧毁紫禁城一些宫殿，弃京西走。 五月初二日，多尔衮率领清军，从朝阳门进北京城。多尔衮进紫禁城，临武英殿御政。 多尔衮御政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定都的问题。睿亲王多尔衮建议迁都北京，但英郡王阿济格表示反对：“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为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多尔衮以太宗皇太极遗言回答了其胞兄：“先皇帝尝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 年方7岁的顺治帝，自然采纳多尔衮迁都的意见。同年十月初一日，顺治帝因皇极殿(今太和殿)被李自成焚毁，便在皇极门(今太和门)张设御幄，颁诏天下，“定鼎燕京”。 祖、父28年奋争未能实现迁鼎燕京，7岁的福临却实现了。他在多尔衮的辅佐下，“入关定鼎，奄有区夏”。所以，福临身后得到的庙号是“世祖”，而他的父亲皇太极的庙号仅是“太宗”。 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甚至于令人来不及思索；这一切又来得太轻易了，让人不能不怀疑这是“天福降临”。 福临戏剧性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活动了18年。这18年，他做了8年傀儡，其间主要是摄政王多尔衮在发号施令；后10年才逐步实现乾纲独断，当上了主角。顺治朝的18年：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逋逃，是其六大弊政；定鼎北京，保护皇宫；攻占南京，统一中原；废除三饷，兴利除弊；亲善蒙古，治理西藏；惩治贪官，整顿吏治；崇文兴教，倾心汉化，则是其六大功绩。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可说是毁誉参半。 福临在人生的舞台上活动的时间十分短促，24岁时就匆匆谢幕。福临的人生，短暂却绝不平淡，他的亲情，他的爱情，甚至他的死，都让人褒贬不一，一言难尽。 同母后的关系 顺治的生母，就是有名的庄妃，也就是后来的孝庄太后。她13岁嫁给皇太极，后来住在永福宫，被封为庄妃，所以称她为永福宫庄妃。皇太极登极为天聪汗时，她才14岁。夫君死得太早，刚满30周岁就守寡，是她的不幸；但她的大幸却是儿子做了皇帝，自己则做了皇太后。庄妃本身不是皇后，儿子也不是皇长子，却一口吞下两枚幸福之果——儿子做皇帝和自己当太后。 在当时，一个30岁的寡妇带一个6岁的儿皇帝实在是不容易，让人不由得联想起明朝万历皇帝和他母后的故事：万历皇帝10岁继位，上皇后尊号为“仁圣皇太后”，上生母尊号为“慈圣皇太后”。他的生母李太后原是宫女，在宫中没有地位，吃饭时仁圣太后和万历帝坐着，慈圣太后却站着。内廷有仁圣皇太后，外朝有大学士张居正，万历皇帝才10岁，她依靠什么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个女人太有心计了！一天，她说，夜里做了一个梦，梦中神托言，自己是九莲菩萨转生。于是，她捐资在北京阜成门外修建一座慈寿寺，供奉九莲菩萨。寺中还修建一座高塔，名“永安万寿塔”，又叫“慈寿寺塔”。从此，再没有人敢欺负这位现世“九莲菩萨”。 孝庄太后倒没有用诸如此类的策略。她深知，同摄政王多尔衮搞好关系才是自己最为稳固的靠山。关于孝庄后和多尔衮的关系，历来有种种传闻和猜测，最有名的是“太后下嫁”的公案。　　民国初年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有三条专记太后下嫁一事。民国八年署名“古稀老人”编写的《多尔衮轶事》则更记得如同亲闻目睹，说“当时朝廷情势，危于累卵”，“太后时尚年少，美冠后宫，性尤机警，……故宁牺牲一身，以成大业”。而多尔衮本来就好色成性，此时更以陈奏机密为由，出入宫禁。至今仍有人认为所谓“太后下嫁”确有其事，并提出种种理由，但是还没有一条铁证。提出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条：第一，庄妃下嫁为保全儿子的皇位。这点前面已经讲过，顺治继位是多种政治势力复杂斗争和相互妥协的结果。第二，兄死弟可娶其嫂是满洲习俗。满洲确实有这样的习俗，但有这样的习俗并不能证明多尔衮就一定娶了他的嫂子。第三，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这是尊称，如同光绪称慈禧为“皇阿玛”一样。如果说，称多尔衮“皇父摄政王”就说明太后下嫁的话，那么叫慈禧“皇阿玛”，恐怕要得出慈禧变性的结论来了。第四，蒋良骐所辑《东华录》里记载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云云。高阳认为，极有可能是指孝庄与多尔衮相恋的事实。相恋的事可能有，也可能无，但相恋不同于下嫁。第五，孝庄死后埋在清东陵的昭西陵(在皇太极昭陵西面)。孝庄和康熙都做了解释：太皇太后不愿意惊动太宗的亡灵，而愿意同儿孙在一起。第六，有人说见过《太后下嫁诏》。历史不能凭某人一说，这根本没有任何证据。第七，惟一比较直接的证据是明末张煌言(苍水)的一首七言绝句《建夷宫词》：“上寿觞(shāng)为合卺(jǐn)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我们做一个分析吧。它的标题叫《建夷宫词》，“建”是建州，“夷”就是夷狄，明显地带有民族偏见。这个时候，张苍水在江南，南明势力和清朝是对立的，所以出在敌人之口，记在异国之文，不能成为历史的证据。而且诗词也不能直接作为历史的证据，因为诗可以夸张，可以比附。孟森先生早就指出：“远道之传闻，邻敌之口语，未敢据此孤证为论定也！”可以说，至今还没有见到一条关于“太后下嫁”的史证。特别是当时作为清朝属国朝鲜的《李朝实录》没有“太后下嫁”颁诏告谕的记载，而像这样的大事，如果有，照例是应当诏谕属国的。：孝庄太后同多尔衮的情愫可能有，“太后下嫁”的事确实无。不管下嫁与否，孝庄太后出于母子命运和大清江山的考虑，尽量笼络多尔衮，倒是不用怀疑的。 这样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子，按理说应当母慈子孝、关系融洽。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关于顺治皇帝和母后的关系，《清史稿·后妃传》仅有四句话的记载：第一句是“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这是例行公事；第二句是“赠太后父寨桑和硕忠亲王，母贤妃”，这也是例行公事；第三句记载：“太后万寿，上制诗三十首以献”，这仍是例行公事；第四句记载：“上承太后训，撰《内则衍义》，并为序以进。”仅仅以上四句话、60个字而已。而同一篇传记，记载康熙同他祖母关系的则有715个字。从中透露出顺治同母后的关系并不太协调。可能有的冲突是： 第一，顺治小时候贪玩，母后管教过严，这是家庭中的常理。第二，顺治的皇后是母后和叔父多尔衮给指定的。小皇后出身蒙古科尔沁贵族，从小娇生惯养，顺治不喜欢。虽然勉强成了亲，但婚后经常发生口角。顺治不顾母后和大臣的反对，强行废掉了皇后。直到顺治病危的时候，被废的小皇后想要见他一面都不行。后来再立一个皇后，顺治还是不喜欢。在皇后问题上母子有矛盾。第三，顺治喜欢董鄂妃，爱得死去活来。太后干涉，母子又发生矛盾。矛盾最激烈的就是第四个，顺治放着皇帝不做，要出宫做和尚，母后当然坚决反对。第五，母后同多尔衮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也让小皇帝心里不愉快。总之，母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太好。 同皇叔的关系 福临的登极，既是有幸的，又是不幸的。说他有幸，是因为他小小年纪，大福降临，成了皇上；说他不幸，是因为他做个儿童皇帝，无权无势，形同傀儡。他与叔父多尔衮的关系也是双重的：没有多尔衮的支持，他无法登上皇帝宝座；但是只要有多尔衮在，他就要生活在皇叔摄政睿亲王的阴影里，有名而无实。 未成年的小皇帝，起初还有两把保护伞：一是两黄旗大臣的效忠，二是有皇兄豪格作为坚强后盾。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经过几年谋划，运用各种手段对这些小皇帝的保障，同时也是自己的阻碍的政治势力，逐个加以翦(jiǎn)除。 多尔衮在宣誓辅政之后，就一步一步地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第一步，取消了军国大事由八旗贝勒共议的制度，而由两位摄政王决断。这样一来，二位摄政王就凌驾于诸亲王、郡王、贝勒之上。第二步，独揽大权。谕告各衙门办理的事务，有需要向睿、郑二王报告的，都先向睿亲王汇报。这样一来，多尔衮实际上成了“首席摄政王”。第三步，分化黄旗。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一日，多尔衮利用都统何洛会等讦告豪格，把豪格定罪幽禁。通过这个案子，将豪格进行降罚。对像索尼这样豪格的两黄旗亲信，或处以死刑，或籍没家产，或贬官远放。而对首先讦告者，给予升官、晋爵。这就严重地分化、削弱了两黄旗。第四步，整死豪格。豪格的存在，对于多尔衮来说，是最大的政治威胁。先是，尽管豪格被废降罚，但在清军入关用人之际，还是让豪格随军从征。豪格作战勇敢，立下大功。顺治在北京登极，分封诸王大臣，复封豪格为和硕肃亲王。不久，派豪格西征。豪格下西安，平陕西。又击败大西军，射死张献忠。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凯旋归京，即被讦告。多尔衮藉此又将豪格定罪，下狱。三月，豪格猝死，年仅39周岁。一说豪格带了大军凯旋的时候，到了卢沟桥，在宴会当中，被用弓弦给勒死的。还有一种传说是在凯旋的时候多尔衮设伏兵把豪格给杀了。多尔衮杀掉豪格后，还霸占了豪格的妃子作为自己的福晋。 经过一番经营，多尔衮真正做到了大权独揽，小皇帝也真正成了孤立无援。多尔衮的尊号从“叔父摄政王”到“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再尊为“皇父摄政王”，成了名义上的“太上皇”，实际上的皇帝。而小皇帝的处境则危如累卵，只有仰人鼻息，任人摆布了。 多尔衮摄政王做了七年，在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死于喀喇城。第二年正月，顺治亲政。二月就宣布多尔衮十大罪状。籍其家产，罢其封爵，撤其庙享，诛其党羽。不仅如此，传教士卫匡国《鞑(dá）靼(dá)战记》一书记载说：据传多尔衮的坟被挖了，多尔衮的尸体被抛弃荒野，还用棍子打多尔衮的尸体，用鞭子来鞭尸。更有甚者，把他的头割下来，令他身首异地。我们不评论这件事情是不是过分，但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顺治对多尔衮之恨可谓咬牙切齿。 同爱妃的关系 《清史稿·后妃传》记载顺治帝有两后、十五妃。但他的婚姻生活是个悲剧。 顺治先后册立两位皇后。一位是他母亲的侄女博尔济吉特氏，由多尔衮做主定婚、聘娶。顺治亲政，册为皇后。二人性格不合，顺治废掉皇后，降为侧妃。另一位是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年十四，聘为妃。六月，册为皇后。她不久又受到顺治帝的责斥。但这位皇后能委屈圆通，又有太后呵护，才没有被废掉。 顺治真正视为国色天香、红粉知己的是董鄂妃。顺治帝对董鄂妃可谓是一见钟情，至死不渝。有几件事可以说明少年天子对董鄂妃的恩爱逾常。 一是晋升之速和典礼之隆。董鄂氏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二十五日被册为“贤妃”，仅一月有余，即九月二十八日再晋为“皇贵妃”。这样的升迁速度，历史上十分罕见。十二月初六日，顺治帝还为董鄂妃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册妃典礼，并颁恩诏大赦天下。在有清一代近300年的历史上，因为册立皇贵妃而大赦天下的，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二是尽改恶习、专宠一人。据当时的传教士汤若望记述，少年福临“和一切满洲人一个样，而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别发达”，结婚之后，“人们仍听得到他的在道德方面的过失”。可见，福临确实沾染了满洲贵族子弟那种好色淫纵之习。可是奇迹出现了，自从遇到董贵妃后，少年天子变得专一起来。两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可谓“长信宫中，三千第一”、“昭阳殿里，八百无双”，真是六宫无色、专宠一身。 枕上春梦刚三年，贵妃撒手绝人寰。董鄂妃本来就体弱多病，生了一个男孩儿又百日而殇，这种打击使得她一病不起，22岁就告别了深爱着她的少年天子。顺治得知噩耗，痛不欲生，“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顺治帝辍朝五日，追谥其为端敬皇后。并在户部资金极为短缺的情况下，在景山建水陆道场，大办丧事。将宫中太监与宫女30人赐死，让他们在阴间侍候自己的爱妃。同时令全国服丧，官员一月，百姓三日。顺治帝让学士撰拟祭文，“再呈稿，再不允”。后由张宸具稿，“皇上阅之，亦为堕泪”。以顺治帝名义亲制的董鄂妃《行状》数千言，极尽才情，极致哀悼，历数董鄂氏的嘉言懿行，洁品慧德。 贵妃辞世，留给少年天子无尽的哀思。4个多月之后，福临就溘然离世，追随爱妃而去。 董鄂妃是何许人？她运用了什么样的魔力令这位至高无上的君主甘心为之生，为之死？ 董鄂妃，又作栋鄂妃。她的来历有三说： 一说是《清史稿·后妃传》的记载：“孝献皇后栋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 二说是董鄂妃为秦淮名妓董小宛。董小宛原为江南名士冒辟疆之妾。江南名妓知书多艺，倾慕东林，如李香君与侯方域、柳如是与钱谦益、卞玉京与吴伟业、顾眉生与龚鼎孳，都是佳人配才子。持此说者认为，清军南下，董小宛被掳到北京，先留在王府，后被太后要了去。顺治看了喜欢，就从孝庄太后那里要到自己身边，用满洲姓董鄂氏。其实，只要用一些史料排比看一看，就知道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根据冒辟疆《影梅庵忆语》记载，冒辟疆初识董小宛在崇德四年(1639年)，那一年董小宛16岁，顺治帝才2岁。而顺治娶董鄂妃时是19岁，董鄂妃18岁。如果董鄂妃就是董小宛，那么此时她应当是33岁了，显然年岁不合。同时，《影梅庵忆语》对董、冒二人从相识、完婚、蒙难到董小宛病死，都有比较详尽的记录。大致的情形是： 崇德四年(1639年)，董小宛16岁。冒辟疆初遇董小宛。 崇德六年(1641年)，冒辟疆又邂逅陈圆圆，称其“令人欲仙欲死”，于是疏远了董小宛。 崇德七年(1642年)，陈圆圆被周奎购京师，冒辟疆重逢董小宛。 崇德八年(1643年)，董小宛20岁，入冒辟疆家，为其妾。董小宛“却管弦，洗尽铅华，精学女红”，一心一意做良家妇女。 顺治二年(1645年)，董小宛22岁。清豫亲王多铎率军渡江，破南京。冒辟疆在逃难中患病，“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摸，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身起伏，为之左右翼”。董小宛辛苦侍疾，无微不至。 顺治四年(1647年)，董小宛24岁。冒辟疆再病，“勺水不入口者二十余日”。“姬当大火烁金时，不挥汗，不驱蚊，昼夜坐药炉旁，密伺余于枕边足畔六十昼夜”。董小宛二度侍疾。 顺治六年(1649年)，董小宛26岁。冒辟疆患病，董小宛三度侍疾。 顺治八年(1651年)，董小宛28岁，病死。这不仅有冒辟疆的笔记，还有当时不少文人学士的悼念诗词，均可证明当时董小宛确实死在冒府。 董小宛比顺治大14岁，同冒辟疆结婚9年未生育，并于顺治八年已病死，所以董小宛即董鄂氏之说实属望风捕影，不能成立。 三说是董鄂妃原为顺治的弟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这种说法主要来自于《汤若望传》的记述：“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刮。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底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根据陈垣先生的考索，她似乎就是顺治夺十一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爱，但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 董鄂妃，这位神秘的女子，让那么多文人墨客梦绕魂牵，赋诗寄情；又让那么多历史学家费尽心思，苦心考索。但直到今天，她的身世依然是个待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