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族友好往来的故事

中国同天竺交往频繁

中国人民同印度人民的往来，史书上有记载的是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今阿富汗)看到蜀地出产的竹杖、布匹。大夏人说这是商人从身毒(yuán dú，其时中国对印度的称呼)买来的。这说明我国的产品当时已输入印度。唐朝时候，统称印度半岛为天竺。唐与天竺交往频繁，表现为：1?双方不断遣使通好。641年，天竺国王尸罗逸多(戒日王)“遣使入朝”。唐太宗也一再派梁怀开璥(jìng)、王玄策等出使天竺。高宗、武则天、玄宗时使臣往来不绝，经常互赠礼物。2?双方经济文化交流频繁。647年，天竺摩揭陀国遣使来中国“献波罗树，树类白杨”。随即，唐太宗派人到天竺学习熬糖法。7世纪末，我国的纸和造纸术通过尼泊尔传到印度。印度的医学、天文历法、语言学、音乐、舞蹈、绘画和建筑艺术等，在唐朝时传入中国。孙思邈的《千金方》引用了天竺医学家的理论和天竺药物。天竺天文学家瞿昙罗曾担任唐朝太史，并编写《九执历》。僧一行改订历法，参考过《九执历》。唐朝十部乐中有天竺乐，唐《秦王破阵乐》在天竺也很受欢迎。敦煌、云冈及龙门石窟的壁画和雕塑，都受到天竺北部艺术风格的影响。再有就是玄奘西游了。

唐朝对外交往活跃

唐朝国势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因而受到各国的尊重，享有很高的声望。从这个时期起，唐朝成为中国的象征，各国人民开始把中国人称作唐人，这种称呼至今仍在一些国家沿用。

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对很多国家很有吸引力。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对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安史之乱以前的唐朝，处在强固稳定时期，政治上很自信，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在文化上也敢于并蓄兼收，群花同放。因此，唐王朝在对外交往中，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鼓励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再加对外交通发达，周边各国的使臣和商人，纷纷前来中国，与中国通商往来的国家发展到七十多个，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唐文化远播到东西方各国，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遣唐使和留学生

日本古称倭国，唐代始改称日本。日本自汉朝开始和我国发生正式交往。《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时，日本派使者来中国，光武帝赠以印绶。这枚金印上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近代已在日本九州发现。唐朝时候，日本发生“大化改新”，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唐朝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日本的社会变革结合起来，出现了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唐朝建立后的630～838年，二百年间，日本正式的遣唐使来中国的共12次。另有任命后未成行、未到达唐朝、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6次。每次最少250人，最多五六百人。如717年一次共557人。733年的一次共594人。838年的一次651人，中途因遭遇风暴，有一船遇难，实际到唐的只500人左右。因此到达唐朝人数最多的一次是594人。遣唐使组织完备，设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成员有翻译、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音乐长、玉生、锻生、铸生、船匠、舵师、水手长、水手等，还有留学生、学问僧多人。遣唐使给唐朝带来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等贵重礼品。1970年西安发现的日本“和同开”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唐王朝也回送一些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等。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宝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鼎窢尺喝侔估踌台穿郡回去的。

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他们在中国长期学习，与中国诗人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最著名的是晁衡。留学生和学问僧在传播唐朝制度和文化中起了很大作用。

鉴真

鉴真(688—763)，俗姓淳于，扬州人，14岁出家为僧，法号鉴真。他对佛经深有研究，戒律部分尤其精熟。天宝元年(742年)，日本学问僧荣睿和普照拜访鉴真，代表日本圣武天皇邀请他去日本传播佛教。鉴真欣然应允，立即造船备粮，准备第二年春动身。由于受到干扰，这次未能成行。鉴真并不灰心。天宝二年(743年)十二月，率弟子、画师、工匠等一百多人，启程东渡。途中船被巨浪打坏，东渡失败。接着第三次、第四次东渡仍未成功。天宝七年(748年)第五次东渡，又遇狂风巨浪，风急波峻，水黑如墨，境况险恶。船随浪涌，忽如上高山，忽似落深谷，船上淡水缺乏，饮海水又腹胀。漂流14天抵海南岛南部。这次东渡，荣睿、普照一直同行。荣睿病逝，鉴真双目失明，先后有36名中日人员在第五次东渡中牺牲。天宝十二年(753年)，鉴真以66岁高龄，率二十多人乘一艘回国的日本遣唐使木船第6次东渡，终于到达九州，受到热烈欢迎。鉴真留居都城奈良最著名的东大寺。由他设计和指导，在奈良建筑了唐招提寺，反映了当时唐朝建筑技术的最新成就。他还传播了雕塑艺术干漆法(即夹法，在泥塑上敷麻布，反复涂漆，漆干后去掉泥土，成像，这叫脱活干漆。在木型上涂漆造像，叫木心干漆)。他用鼻子嗅辨药物，为日本鉴定了许多草药。他在日本居留10年，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很大贡献。广德元年(763年)逝世后安葬于奈良唐招提寺，相传他的弟子塑造的鉴真干漆坐像一直安放该寺，定为日本国宝，是日本美术史上最早的肖像雕塑。鉴真像的塑造和长期保存，反映了日本人民对中日友好传统的珍视。鉴真被视为日本文化大恩人。1980年，鉴真干漆塑像被日本友人送回他的故乡扬州探亲，又到北京巡展，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不断发展。

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通过中日两国的不断交往，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产技术以至生活风尚等方面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646年日本的“大化改新”。这次改革，在中国长期留学的高向玄理和僧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仿照隋唐制度，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还仿隋唐科举制，采取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官；参照隋唐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

公元709年，日本迁都平城京(今奈良)，都城的建设规模完全模仿长安，甚至街道的宽度与排列方法也几乎一样，也有“朱雀街”“东市”“西市”等名称。8世纪后期，日本又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仍仿长安建都城。

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和尚，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表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日本人的生活习尚、节日风俗，也都受到唐朝的影响。

新罗使节和留学生

唐初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百济和新罗与中国都有往来。675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大部分后，直到唐末，始终和唐朝保持着友好关系。两国互遣使节，不断从陆海两路往来。“受命辞云陛，倾城送使臣”的送出使新罗使节的诗句，表明中国人民对出使新罗的重视。新罗王不断派遣使臣带着珍贵礼物来到长安，唐朝也经常给新罗以名贵答赠。开元年间，一次就曾赠给新罗精美丝织品300段(唐制，凡赐杂彩十段，通常包括丝布二匹，绸二匹，绫二匹，缦四匹)。新罗派了大批留学生来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以新罗人最多。837年旅唐的新罗学生多至216人。840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有105人。从821年至唐末，新罗留学生参加唐朝科举考试考取“宾贡”(意为外籍进士)的共58人。崔致远12岁来到唐朝，18岁中进士，29岁返新罗。他用汉文写的《桂苑笔耕》20卷，保存了不少当时中国的史料，至今还是我们研究唐朝历史的宝贵资料。它被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说明在当时它已受到重视。新罗留学生回国时带回许多我国的文化典籍，在吸收传播唐文化上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