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远渡日本
文成公主远嫁藏族
金城公主与尺带丹珠和婚
张謇通西域
昭君出塞
玄奘西游
郑和下西洋
马可波罗回香都
公元630年至834年的二百年间,日本派19次遣唐使(其中到达中国者为15次)来华,规模之大少者二百人,多者五六百人。这充分证明了当时日本对唐文化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了唐朝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鉴真六次东渡的感人事迹,代表了中国人民与邻国友好交往的真诚愿望。中日友好交往,既对日本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变、社会生活的进步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同时也丰富了唐朝的经济文化生活。
中国同天竺交往频繁
中国人民同印度人民的往来,史书上有记载的是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今阿富汗)看到蜀地出产的竹杖、布匹。大夏人说这是商人从身毒(yuán dú,其时中国对印度的称呼)买来的。这说明我国的产品当时已输入印度。唐朝时候,统称印度半岛为天竺。唐与天竺交往频繁,表现为:1双方不断遣使通好。641年,天竺国王尸罗逸多(戒日王)“遣使入朝”。唐太宗也一再派梁怀开璥(jìng)、王玄策等出使天竺。高宗、武则天、玄宗时使臣往来不绝,经常互赠礼物。2双方经济文化交流频繁。647年,天竺摩揭陀国遣使来中国“献波罗树,树类白杨”。随即,唐太宗派人到天竺学习熬糖法。7世纪末,我国的纸和造纸术通过尼泊尔传到印度。印度的医学、天文历法、语言学、音乐、舞蹈、绘画和建筑艺术等,在唐朝时传入中国。孙思邈的《千金方》引用了天竺医学家的理论和天竺药物。天竺天文学家瞿昙罗曾担任唐朝太史,并编写《九执历》。僧一行改订历法,参考过《九执历》。唐朝十部乐中有天竺乐,唐《秦王破阵乐》在天竺也很受欢迎。敦煌、云冈及龙门石窟的壁画和雕塑,都受到天竺北部艺术风格的影响。再有就是玄奘西游了。
唐朝对外交往活跃
唐朝国势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因而受到各国的尊重,享有很高的声望。从这个时期起,唐朝成为中国的象征,各国人民开始把中国人称作唐人,这种称呼至今仍在一些国家沿用。
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对很多国家很有吸引力。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对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安史之乱以前的唐朝,处在强固稳定时期,政治上很自信,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在文化上也敢于并蓄兼收,群花同放。因此,唐王朝在对外交往中,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鼓励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再加对外交通发达,周边各国的使臣和商人,纷纷前来中国,与中国通商往来的国家发展到七十多个,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唐文化远播到东西方各国,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遣唐使和留学生
日本古称倭国,唐代始改称日本。日本自汉朝开始和我国发生正式交往。《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时,日本派使者来中国,光武帝赠以印绶。这枚金印上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近代已在日本九州发现。唐朝时候,日本发生“大化改新”,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唐朝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日本的社会变革结合起来,出现了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唐朝建立后的630~838年,二百年间,日本正式的遣唐使来中国的共12次。另有任命后未成行、未到达唐朝、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6次。每次最少250人,最多五六百人。如717年一次共557人。733年的一次共594人。838年的一次651人,中途因遭遇风暴,有一船遇难,实际到唐的只500人左右。因此到达唐朝人数最多的一次是594人。遣唐使组织完备,设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成员有翻译、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音乐长、玉生、锻生、铸生、船匠、舵师、水手长、水手等,还有留学生、学问僧多人。遣唐使给唐朝带来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等贵重礼品。1970年西安发现的日本“和同开”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唐王朝也回送一些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等。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宝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
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他们在中国长期学习,与中国诗人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最著名的是晁衡。留学生和学问僧在传播唐朝制度和文化中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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