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雪的感人叙事散文，不要爱情的。要叙事的，很急，急急急。麻烦大家了。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作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彷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冬天来了下着雪（社长推荐）　文 / 尚崇龙 冬天来了下着雪。11月4日，乌鲁木齐正下着雪，我心里想着冬天来了。这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个季节，心里说不出的一种烦躁，一个漫长季节的开始，让人有一种沉闷感，胸中就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堵着似的。晚上，我刚进家门，手机响了。对方那个声音更加沉闷：“舅舅，我妈没了。”“谁？”“我妈。”那是我的外甥女婿打来的，我知道他指的是我的姐姐。“这怎么可能？”中午我刚与外甥女婿通过话，说家里一切都好着呢。可是，我的姐姐她真的走了，46岁正是该享儿女天伦之乐的时候，这一去，只留下了我对她的无限忧伤和思念。前一段时间，姐姐一直住院，多种病魔一直折磨着她，脾大、心脏病、胆囊炎，按说这并不是什么要命的病，但她是家里的主心骨，里里外外都要她操心，人在医院住着，心里老想着家里的地呀、猪呀、牛呀什么的，前几天说要做切除脾手术，我因急着出差，给她先寄了三千元，钱未到她已出院了，我给她打电话，看来她心情还不错，她说：“一切都好着呢，没事，我为了我娃，为了我弟也要好好活着。”我听了真的很高兴，说等明年搬了新房，一定把姐姐接到城里住一段时间，并让她能坐上一次飞机，然而，这一切就像我开的一张空头支票。“姐姐”，当我再一次喊出这两个字，我心里一直在哭。在这个世界上，她是我最亲最亲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一奶同胞，而是从小与姐姐相依为命。在我两岁时，父亲因为替一位被打倒的元帅说了几句公道话，被打成了反革命开除公职并关在牢里，从此，我们的家也就分崩离析，母亲所在的生产队不给分粮，说要饿死我们，母亲走了，我与姐姐只好跟着祖母。那时候，是姐姐拉着我，从一家亲戚跑到另一家亲戚，其中受到的屈辱可想而知。小时候，姐姐比我有眼色，只要是谁家睢不起我们，或者受到亲戚们的白眼，她就发誓，再不进这家亲戚的门，她说到做到，直到她成家立业，从没有和任何一位亲戚走动过，她没有读过书，脾气却倔强得拉都拉不回。那时我的祖母已经七十多岁，生产队分粮一般都在晚上，10岁左右的姐姐经常一等就是一晚上，分回只是几个苞谷棒子，要么背半篓水稻，当姐姐冒着雨回到家时，我还在睡梦里。有一年春节过后，我与姐姐到大姑家，临走时大姑装了两个背篓木炭和洋芋，姐姐背了个大的，我背了个小的，没想到一开春，山上的雪已经融化了，从我家到大姑家二十多公里，必须翻越一座大山，那路全结了冰，几乎无路可走，一翻过山我的双腿打颤，刚踏上路，就顺着山道滑下几十米，木炭和洋芋撒的满山都是，在这深山老林里，喊天不应，喊地不灵，我只有无奈地大声哭喊，姐姐也在哭，但为了能够走出深山，她把散落的木炭和洋芋捡起，把大姑走时给我们一人一个点心拿出来，她说：“别哭了，姐姐的这块点心也给你。”于是，姐姐扶着小路两边的树木，让我跟在她的后面，一点一点向山下滑去，路有多长，我已经记不起了，但我永远记着姐姐给我的那块点心。稍大一点，姐姐开始学做饭，学做鞋，村里的人都说姐姐心灵手巧，因为我的鞋都是姐姐做的，这时有人开始为姐姐提亲，她还是十岁的孩子，因为祖母是近八十的人了，姐姐一切都是在胡里胡涂之中，祖母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家里的一点负担。过了一两年男方那家孩子上了小学四年级，知道我们家是“反革命”，一定要把婚退了，只有祖母在伤心地哭。我父亲回来的时候，姐姐十三岁，在我的心目中，从来没有父亲的印象，可是姐姐就不一样，她可以在父亲的怀里撒娇，然而，父亲回来的第二天，大队开批斗会，让父亲去陪斗。晚上在睡梦中，我听见姐姐在哭，随后，我的祖母、我的父亲也在哭，姐姐一定要父亲离开这个地方，去到山外寻找一片乐土。父亲走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可是他走了，回来的时候已是秋天，父亲把房子买了，连门前的树也砍了，父亲说：“我看见这个地方，黑血都在往外涌。”可是，我们已经没有了家乡。姐姐最高兴，她把山外想象的太好了。七十年代，我们家搬到一个靠近陕北的偏僻地方，那地方与县城只有八里地，一条沟畔上住着八户人家，虽然离开了山青水秀的陕南，但这个黄土高坡的地方，还算安静。因为这里都是客户人家，谁也不知道谁的底细。可是好景不长，我的父亲又一次被揪了出来，没完没了的批斗，使父亲的脾气变得异常暴燥，他动不动就打我和姐姐。有一次，父亲打姐姐时，她连跑也不跑：“你把我打死算了，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那么狠，拳打脚踢，好象姐姐不是他的孩子似的。因此，我与姐姐从小没有得到过父母的多少爱，特别是姐姐，连亲戚们都不爱她，就因为她是女孩。在那个年月，我与姐姐每次走出去，就感到低人一等，在家里只要我们一句话没说好就要遭到父亲的打，到外面别人叫我们“反革命狗崽子”，自卑、胆怯、恐惧，时时伴随着。去年，我的父亲去世，姐姐告诉我，她现在都不敢听到“开会”二字，一听说“开会”，浑身就会发抖。她说：“我被‘会’吓怕了。”其实我非常了解姐姐，那时我们为父亲担惊受怕，回到家更怕，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哪里会有一点点爱，只有伤痕和恐惧。姐姐的婚姻更不幸，她完全是父亲的牺牲品。1975年，姐姐刚18岁，父亲不堪忍受批斗，竟将我的姐姐订婚到关中平原姐夫家，目的是将我们全家迁入姐夫所在的生产队里，当地叫代户。姐夫家很穷，可祖辈都是贫农，一家人老实，父亲说这家人可靠，起初姐姐不愿意，又是被父亲连打骂带威胁姐姐终于同意了。实际上我们只过了不到一年安宁的日子，父亲再一次遭揪斗，当地说他隐藏太深，要揭他的“画皮”，收集了一些无中生有的所谓“罪行”，批斗会就在我上学的学校，我无法面对老师和同学就偷着跑回家，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放着批斗我父亲的“罪行”，姐姐与我只有抱头痛哭，当天晚上，听说父亲被关到公社“劳教班”，第二天清早却发现民兵把我家门前屋后都包围了，他们让我和姐姐放老实点，交出我父亲就没事了，姐姐只好说：“那就把我们姐弟俩抓起来吧，反正也不知道。”这时我才知道父亲跑了，而姐姐的表现就像当年的刘胡兰。谁知父亲这一跑就到了1980年，这其中因为姐夫的家怕我们姐弟也跑了，催姐姐结婚，而父亲一直杳无音讯，姐姐就只好与姐夫结了婚。1979年我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信寄给了邓小平，接到回信正好是1980年，父亲回来时，我也该上大学了。我上大学与姐姐的鼓励有着直接关系，她说，你一定要争一口气，不相信你就考不上大学。其实，我上大学连被褥都是姐姐家的，我穿的棉袄和布鞋都是姐姐赶做的，而父亲逢人便讲是他把我培养成大学生，姐姐听了很气愤，免不了和父亲争吵，姐姐一定要说是我自己奋斗的结果。我这个要强的姐姐呀，真让我的父亲感到恼火。去年，父亲去世，作为儿子，我竟哭不出，姐姐却说，这时她忽然想起了父亲的许多好处，她哭了，而且很伤心，其实她是在哭自己的命啊。大学毕业时，我选择了到边疆，我给姐姐讲，是国家培养我上了大学，到了哪儿工作都无所谓。起初，父亲已经知道我的选择。我想离开那片让我伤心的土地，实际也想远离父亲，我知道，我们父子间政治因素造成的隔阂太大了。我走的那天正下着大雨，派迁证在我身上装着。我到了姐姐家门口，却并没进去，我说：“姐，我走了，请你不要告诉父亲。”姐姐说她知道，因为此前我和父亲吵过一架。她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不知道，也许十年，也许五年。”只见姐姐的眼泪哗哗地向下落，她本来要请我吃饭为我送行，没想到我会如此急着要走，她身上只装着三块钱，她要回去拿钱，让我阻拦了，那三块钱她硬让我拿上，她目送我上路，目送我消失在雨中，然后她在家门口哭。我知道这样对姐姐太残酷了，而我真的“风萧萧兮易水寒”，也许真的寒了姐姐的心。今天，在这个风萧萧的日子，也是我的姐姐被下葬的日子，我知道秦川大地正下着雪，冬天真的来了，阴间的路也不好走啊。我没有参加姐姐的葬礼，姐姐谅解也好，不谅解也好，但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人们抬着我的姐姐一步一步走向坟墓。我的苦命的姐姐呀，此刻，你应该知道，弟弟的心比万箭穿心还要痛，写这篇文章时，我的眼泪已经糊住了眼睛，电脑上的屏幕全成了你的音容笑貌，我真想大声地哭一场，让我再叫一声：“姐姐，你安息吧！”二00三年十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