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这一时期曾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返成都。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综观杜甫一生思想是“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 “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傅,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对后来元白的“新乐府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有《杜工部集》。
人日游草堂是纪念杜甫和高适的友谊。
成都的“杜甫草堂”,唐代诗人杜甫的故居。“人日”游草堂习俗的形成及其渊源,要从杜甫与唐代另一伟大诗人高适的友谊谈起。杜甫早年漫游时,曾与李白、高适两位大诗人相遇。他们一道畅游梁宋,饮酒论诗,情同手足,结下了真挚的友谊。
杜甫流寓成都,高适也恰巧在蜀州刺史任上,便常资助杜甫。上元二年,高适在正月初七即“人日”那天题诗寄赠杜甫,以表达对朋友的思念。诗云:“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人日寄杜二拾遗》)。大历五年,漂泊于湖南的杜甫一日偶翻书帙,重新读到高适这首诗时,高适早已亡故。睹物伤情,感事怀人,杜甫遂写下《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一诗,以寄托哀思,诗云:“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开,进泪幽吟事如昨……”这和着血泪唱出的心声,读来实在感人肺腑。从此,高杜“人日”唱和的故事便传为诗坛佳话。
清咸丰四年初,时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在果州主考竣事后,在返回成都的途中拟对联一副:“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何绍基熟知高杜“人日”唱和的典故,故到达成都之后,特宿于郊外。待到正月初七这一天,才到草堂题就此联。此联一出,文人墨客竞相效仿,于每年“人日”云集草堂、挥毫吟唱、凭吊诗人。从此就成了成都的一个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