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汪涵在晚会上说出“感谢疫情让自己有时间陪儿子”这话？

凡事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网络信息时代资讯传播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然而有时一条信息在人传人传多了之后可能就变味了。近期网上有消息称日本和加拿大确认本次新冠疫情起源于美国，甚至声称这两国将会和我国一起向美国索赔，然而这样的新闻却从未见诸新华社、央视网等我国官方权威媒体报道，大多是由一些自媒体营销号炒作起来的。这些事并不完全是子虚乌有的空穴来风，但在传播的过程中实际上已逐渐脱离了事件本身的真相。

我专门查证了一下后发现事情的真相原来是这样的：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和加拿大《国家邮报》经调查认为本国最初的新冠肺炎病例并非来自于中国，而是来自于美国。在这在客观上的确对我国会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然而日本和加拿大都只是说本国最初的疫情是由美国传入的，至于这次疫情究竟最早起源于世界上哪个地方可是一个字都没提到过。所谓的索赔也不过只是加拿大《国家邮报》单方面提出的，并不代表加拿大的国家政策走向。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证明：现在有些资讯尽管多少有些影子，然而在传播过程中其实是可能出现失真的。所谓的日本和加拿大向美国索赔就是这种典型例子：疫情期间美国一再试图把病毒与中国恶意联系起来，所以当我们看到作为美国传统盟友的日本和加拿大要向美国索赔时就会很自然地认为美国如今多么不得人心。然而尽管日本和加拿大国内的确有一部分主张向美国索赔的声音，但如果把这等同于两国的国家政策就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日本和加拿大国内其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亲美政治势力的。

目前网上所谓汪涵在晚会上说出“感谢疫情让自己有时间陪儿子”这件事其实也是典型的传播失实现象：事实上汪涵并没说过“感谢疫情让自己有时间陪儿子”这句话，他只是在晚会上说过：“五岁的儿子说感谢疫情让爸爸有时间陪他”。事实真相是汪涵其实是在转述儿子的话，而不是他自己说要“感谢疫情”。那么为什么现在网上的一些宣传要说成是汪涵说“感谢疫情让自己有时间陪儿子”呢？这就和我刚才提到的日本和加拿大向美国索赔一事有些类似。

在如今这个网络信息时代资讯的营销是直接和流量收益挂钩的，所以也就催生了所谓标题党的现象：如果你老老实实说日本和加拿大向美国索赔只是民间的一种声音，那么这条资讯显得不够有冲击力，关注的人也就不会太多；然而如果直接使用“日本和加拿大向美国索赔”这样的标题就足够吸引眼球。在汪涵这件事上同样如此：如果你要说原话是一个五岁小孩儿说的是不够吸引人的，然而如果你要说这话是汪涵这个公众人物说的就会成为关注热点。

这实际上是标题党惯用的营销手法。这种营销手法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因为这种资讯本身是基于某种客观存在的事件，只不过对该事件进行了一定的夸大和曲解，但事件原型的确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作为不明真相的受众往往就容易被这种标题党的宣传手法所迷惑。现在我们基本可以还原汪涵事件的真相：目前网上所谓的“感谢疫情”一说并非出自汪涵之口，而是汪涵在晚会上转述儿子的话。那么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区别呢？事实上区别可大了。

很显然一个五岁的孩子是不可能理解疫情给人们带来多大伤害的，因为他的世界就是自己的那个小空间，而他所能明确感受到的就是疫情期间父亲有更多的时间陪他了。汪涵在晚会上转述儿子的话显然也并非真要“感谢疫情”：他的本意绝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强调在共同面对疫情面对封城的岁月里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就像白岩松所说的：“有的人面对疫情就是收获”。疫情确实威胁着我们的生命，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影响了我们赚钱，却也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我们平时也会讲多难兴邦，然而我们难道是主观上希望发生灾难吗？如果说汪涵这句话是在幸灾乐祸，那么网上的《如果不是2020年这场疫情，我都不知道祖国原来这么牛！》《这次疫情让我知道中国制造有多牛》《疫情对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是一剂苦口良药》诸如此类的文章又是怎么回事呢？尽管这些文章没公开说出“感谢疫情”四个字，但从这些标题中透露出的是什么呢？灾难使我们蒙受了巨大的牺牲代价，然而说到底日子还得过下去不是吗？

所谓多难兴邦就是在强调我们面对灾难需要有敢于直面的勇气，因为即使再难也得继续生活。在国家宏观层面如此，在个人层面何尝不是如此？如果某个人因工作忙而无法陪伴家人，有一天他因为受伤住院而不能东奔西跑了，于是他只能躺在病床上接受家人的照顾。这个人在病愈出院时感叹道：“感谢受伤让他感受到了家人的温暖，感受到了与家人在一起的快乐”。那么这里所谓的感谢难道是感谢伤害本身？其实真正需要感谢的是和家人相处的氛围。

当然汪涵转述儿子的话本意是如此，然而汪涵的表达方式的确欠妥。孩子当然没法理解疫情对人们生活的冲击，然而作为一个专业主持人的汪涵在说话之前该好好思考一下。疫情期间全国累计有四千多位同胞不幸遇难，很多企业没能坚持到疫情结束，因此疫情过后出现了相当一批失业者，现在很多人还在为一家老小的生计奔波。尽管汪涵本身并非有什么恶意，可“感谢疫情”四个字对人们的心理冲击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人们的愤怒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

汪涵的本意是想表达不幸当中有万幸，从灾难当中也能发现积极乐观的一面。也许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对受到疫情伤害的群众表示安慰，然而起到的效果显然适得其反：就像一个人跑去安慰一个在意外事故中受伤的人说受伤还让你有更多的时间陪家人。尽管这是客观事实，可让人听着就不是那么回事。如果一般人犯这样的错误可以理解为是嘴笨、口误，可作为一个专业主持人就应当视为是一次重大的主持事故了。不过话说回来这样事故该如何处分照章执行即可，实在没必要过度解读。

疫情爆发时汪涵曾率天天兄弟捐款100万元支持武汉，还采购了防护服、口罩等送往湖北。所以你要说他是主观上带有恶意的幸灾乐祸情绪肯定说不过去，所谓的汪涵翻车事件其实本质上是一次口误，但这个口误的确深深刺痛了疫情期间受到伤害社会公众。汪涵作为一个专业主持人为此道歉并接受处分并无不妥，但我们也大可不必抓着人家的口误不放手。这样的错误就主持人的专业角度而言是不能接受的，但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误。我们真正该思考的是这次事件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发呢？

前段时间不是有个学生向教育部门投诉学校在五一期间不放假的事嘛。那件事我当时指出学生的诉求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疫情对孩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很多孩子完全就是站在自己那个小圈子看问题的，所以至少对有一部分贪玩的孩子而言：疫情就意味着有更多玩耍的时间。他们不知道疫情期间有多少医护人员为挽救生命而奋不顾身；他们不知道老师们希望在疫情过后赶回教学计划的迫切心情；他们也不理解父母在疫情期间维持一家老小生活的焦虑心情。

作为孩子不理解这些是正常的，但人总是要学会成长的。关键在于作为成年人的我们应该怎样教育引导孩子呢？我们现在设想如果汪涵在转述儿子的话之后接着讲自己如何教育引导孩子正确看待疫情，那么还会有所谓的翻车事件吗？所以汪涵事件给我们真正最大的启示是：我们是否曾正确引导孩子认识疫情、看待疫情，让他们明白疫情期间有太多人为保障大众的正常生活而负重前行。如果没有这样做，那就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如何兼顾工作和家人的关系已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