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闻传播学原理解释超女现象

大众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娱乐化，而大众文化的娱乐化载体是商业体制下运营的大众媒介。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陆媒介体制进行了“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二十多年发展，90年代以来又经历了媒介集团化的洗礼，可以说，中国媒介体系的商业化色彩日渐浓厚，市场化运作机制日益成熟。但同时，滋生于商业化媒介运作的“媒介娱乐化”现象在不断拷问着学界和精英文化立场的持有者。尤其是在2005年，以“超女”为标志的新一轮娱乐化浪潮激起了社会文化层面更广范围的探讨和反思。1. “超女”现象的传播学解读从传播实务的角度来说，“超女”的成功得益于其不同以往的运作模式，主要包括将品牌作为运作的核心，确立“想唱就唱”的平民参与模式，采用多种售卖方式（冠名权、广告、短信、演唱会等）等。而从传播理论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其成功的不同侧面：首先，这是大众传播（电视选秀）和人际传播成功结合的一个范例，选手的媒介表演背后是涌动的支持群体；其次，“超女”满足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某些心理欲求（可以借鉴使用与满足理论），比如“自我实现”（明星梦）的需要，对于娱乐节目原生态的要求（直播），亲身参与传播互动，表达个人意愿的冲动等；再次，新媒介所提供的反馈渠道是“超女”为代表的媒介互动娱乐形态的技术支持；最后，从批判学派的角度出发，“超女”标志的大众文化本质上并不是经验学派话语中的“排气阀”（民众情感的宣泄渠道），而是文化工业生产线上的均一化娱乐产品，它满足了一般民众的娱乐需求，刺激了消费，满足了商业资本自我膨胀的需要，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的庸俗化现象。“超女”是娱乐需求的物化，人们受到这种物化产品的控制，不能自拔。而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超女现象有力表达了民间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权威话语的解构，具有一定的民主意味。2. 大众传播娱乐化解析一般来说，大众传播的娱乐化根源于媒介的商业化运营。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即对受众规模最大化的追逐）使得大众媒介不断生产满足社会普通大众低层需要的娱乐机会和休闲信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美国经验学派的传播学者把娱乐当作大众传播的一个重要功能加以分析。经验学派诞生和发展于资本主义商业竞争的体制下，对阻碍资本主义物质和精神再生产的相关传播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目的是促进管理的优化和社会制度的稳定。因此，经验学派认为大众媒介行使娱乐的功能，在社会中起到了“减压阀”的作用。人们从媒介环境中选择适合自己的娱乐形态，以此来缓解生存和社会竞争中的压力，从娱乐的狂欢中释放积闷。因此，经验学派的娱乐观是积极的。与此相反，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等人以“文化工业”来取代“大众文化”这一称谓，标明“大众文化”具有商品性、技术化、产品的均一化和文化的强迫化等特征。大众文化并不是为大众服务的，而是一种控制文化。人们不仅在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中遭受控制和剥削，更深陷于大众娱乐文化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这也是一种“异化”）。娱乐源自放松、休闲的需要，但无孔不入的媒介娱乐成为人们工作之余无法自控的时间。人们同化了娱乐——大众媒介的意识形态。同样带有批判色彩的观点来自纽约大学当代传媒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他认为：媒体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利用其表现形式来定义（暗示）现实世界，特定的媒介形式偏好特定的内容和精神状态，这将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媒体即隐喻）。“娱乐是媒体的超意识形态”。电视展现的是一种没有语境和历史的现时状态，人们在媒介与信息的分离中，无法自拔于这个支离破碎的电视世界，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人们因为陷于娱乐而失去自由（波兹曼著有《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等书）。而折中的观点以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为代表，他结合了符号学和文化研究学派的观点，试图在大众文化研究的精英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做出一种超越。他认为大众文化是“即取即用的艺术”，受众在日常生活成为审美源的前提下，从事着意义的再生产过程。他把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文化生产的主导形式与消费者的积极创造意义区别开来，并划分了两种大众文化商品的经济观：金融经济（即两次售卖）和文化经济（意义生产过程）。3. 小结西方对于大众文化及其娱乐化特征有着多方面的立场和观点，对我们分析国内媒介的娱乐化现象不无裨益。但是，需要注意避免机械式地套用理论解释国内媒介现实。因此，在分析这方面问题时，首先要明确我国媒介的基本特征，即权力色彩和不完全的商业运作模式。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市场转型，而主流的政治文化正在面临强势地位下降的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的大众娱乐文化、娱乐节目有其合理性，在一定意义上还带有一些“进步”的意味。另外，可以从“媒介事件”这一角度来进行媒介娱乐现象的本体研究，分析其中传播者与受众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