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主要障碍

一是情感障碍。历史文化是遗产，也是包袱。研究认为，沿着张骞、玄奘、耶律楚材、马可波罗等人走过的陆上丝绸之路，沿途史籍对丝路历史的记载失真颇多。在丝路沿途国家，蒙古铁骑“比辖而屠”的传说妇孺皆知，而对中国在葱岭以西的文化贡献，记载却寥寥无几。我们不可想当然地认为“一带一路”“己所欲”，便可简单地“施于人”，要下大力气还原“丝绸之路”真实历史，宣传“一带一路”的和平本质。二是沟通障碍。“一带一路”涵盖人口数十亿，文化差异性不可低估。丝绸之路族群繁多，百教交错。沿带沿路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华夏儒道罕有存迹。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可不问文化差异和宗教禁忌，中国文化传播也不是几百亿基金就能一蹴而就，而是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包容心。三是道路障碍。陆上丝路有北、中、南三条主路，途径地带多雪山峻岭、戈壁沙漠。目前，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对跨境贸易征收高额关税，各国边界管理机关效率低、不作为甚至存在贪腐行为，这些都严重阻碍丝绸之路复兴。“海上丝路”重在港口设施，但基础设施远非一般企业所能承受，而商业银行一般又难以承担风险，因此较难的路段可能会成为长久“瓶颈”。四是制度障碍。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站住容易站稳难”。在治理制度层面，中企与“一带一路”多数国家最易冲突的是环境壁垒和社会责任壁垒，被抵制甚至驱赶的主要原因是所谓“污染”“人权”等问题。制度建设的国际化本来就是中企一大短板，而如果企业没有问清规则就踏上了“一带一路”，结果是签约容易获益难。五是人为障碍。“三股势力”、境外恐怖分子对油气管线和交通干线等的破坏威胁不容小觑。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也使“一带一路”相关协议的落实过程屡遭波折。另外，当今世界诸大国都是“一带一路”的利益攸关方。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它们虽未公开反对，但私下里却在问中国人：你们想做什么？如果不能协调各利益攸关方的立场，它们的搅局能力不可不察。

一、语言沟通有障碍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著名语言学家季羡林认为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只要有往来就有交流的需要，就需要翻译。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就难以前进。可见，语言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础组成部分。当前，“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共使用约2400 多种语言，英语、阿拉伯语、俄语等主要语言使用人口都在1亿以上。除汉语和英语外，“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还通行着50多种官方语言，但当前我国高校开设的语言课程只涵盖20几种，连一半都不到，其中有11种语言在读不超过100人。我国一直重视汉语推广，截止2017年3月，“一带一路”沿线共设立孔子学院137所，孔子学堂131个，涵盖了53个国家。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了大量汉语人才，但远远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文化交流需求。语言在异域文化交流中具有基础性、工具性及人文性作用，直接影响对文化的深入理解。二、缺乏国际话语权国际话语权是指通过话语传播影响舆论，塑造国家形象和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由于历史原因，西方媒体在全球布局远比我们时间长、覆盖面广，故长期以来，国际话语权始终被西方欧美国家掌握。比如最早进入非洲的BBC、法新社等西方媒体，已经在非洲经营了大半个世纪，早已成为非洲国家引用新闻的主要来源，“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发展中国家媒体只能成为西方媒体的“传声筒”。而话语权缺失的后果，就是国家形象、舆论导向、价值理念等都由他人“说了算”，造成他国民众对我国产生多方面误读，比如把“一带一路”倡议解读成殖民主义威胁。“建立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增强国际话语权。”这已经成为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占据国际竞争有利位置的极端重要任务。三、民间交流渠道少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人民之间的文化体验是“说”与“做”的关系。文化交流首先要实施政府间的文化交流项目，比如文化年、艺术展、主题晚会等，以此为文化“走出去”做前期宣传、提供范例。但后续的民间交流必须及时跟上，否则前期宣传就失去了意义，前期文化交流与民间文化体验就变成了“两张皮”。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民间交流越来越频繁，但总体上交流渠道依然较少，急需有针对性地了解沿线国家民众的文化需求，搭建更多民间交流平台，不仅要抓住少数精英，更要加强与普通民众的交流沟通，让更多民众不仅“听说过”中国文化，还要有机会“体验过”中国文化。四、文化认同感亟待提升“文化认同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我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作为外来文化，必须努力使受众真心接纳、由衷认可，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双向过程，既需要传播者对外来文化内容根据本土受众需求和习惯进行甄选，又需要用受众本土文化的理解来诠释外来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必然造成文化信息真实性、准确性的耗损，而西方国家对我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更加剧了这种耗损，使我国文化形象大打折扣，极大影响着他国受众对我国文化的认同感。五、本土话语体系的构建亟待完善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根本源于强势的话语体系。它可以使很多非西方国家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陷入思维上的“集体无意识”状态。近代以来，我国引入西方文明对自身文化进行批判改造，确实起到了积极启蒙作用，但也提升了西方话语体系在中国文化中的巨大影响。“中国文化的可能危及在于：中国的文化理论越来越远离中国问题，以重复西方话语作为先进的、创新的话语，在重复式的发展模式中沾沾自喜，这样的文化态势越来越弱化了中国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如果我们用西方话语体系阐释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会始终充满缺陷，使自己成为衬托西方文化优越性的工具。六、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文化缺乏足够了解与相关国家民众对中国形象产生误读同时存在的是，中国民众对相关国家也存在大量负面印象。许多中国人心中的中亚、中东、非洲，都是贫穷、战乱、落后的代名词，敬而远之，甚至不会作为旅游目的地，更不用说实现深度文化交流。比如“一提到穆斯林，就容易联想到极端分子、恐怖主义，但对于伊斯兰文明曾经的辉煌却不了解，并不知道伊斯兰教法价值观中也包含诚实、礼貌、体贴、善良、和平、真实、纯洁、耐心、纪律、风纪、透明、谦虚等等正面部分。”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和主导者，有责任树立沿线国家良好的整体形象，把各民族最灿烂的文明成果展现出来，引导各国人民提高文化交流的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