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新闻类电视谈话节目概念性资料 很急很急…

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各级电视台谈话类节目将近200个，按照节目内容主流划分，可以分为四类：新闻时政类、社会生活类、情感交流类、专业话题类。这类节目多少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以情感类谈话节目为例，总是希望通过眼泪感动人，有媒体预言：如果用流泪的方式来完成节目，在迅速“辉煌”之后，有可能会更迅速地走向“没落”。如何提升节目质量是摆在媒体从业者面前的严峻挑战。
　　一、电视谈话节目的概念界定

　　电视谈话节目的英语原文为“TV Talk Show”，其字面的意思是“电视交谈的展示”，港台电视从业人员则音义结合地译为“电视脱口秀”。它给人的直觉突出了电视主持人“脱口而出”的语言机敏和较多的表演色彩，不但声音相近而且也颇为形象生动。关于电视谈话节目的界定历来说法不一，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美国出版的《电视百科全书》中关于“电视谈话节目”的定义：“一种围绕着谈话而组织起来的，须在严格的时间限制内开始和结束，且要保持话题的敏感性，以便能提起广大观众兴趣的表演。”[2]

　　本文认为，电视谈话节目是将人际间的口头传播引入屏幕，并将这种传播方式本身直接作为节目的内容和形式的节目形态。节目一般是在固定谈话场所举行，由主持人、现场嘉宾和现场观众围绕某一公众普遍关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文等话题展开轻松和谐、平等民主的群言式的交流、对话，以期达到某种传播效果。严格意义上的电视谈话节目应当具有如下三个特征：一是以谈话为主要内容；二是谈话是无脚本的；三是谈话是在严密设计基础上的即兴发挥。[3]

　　二、电视谈话节目的基本元素

　　根据传播学的一般理论，传播包括三个基本元素：传播者和接收者、传播环境、传播内容。对于电视谈话节目而言，其基本要素相应地包括主持人、现场嘉宾、现场观众、环境、话题。

　　（一）主持人

　　节目主持人是在电子媒体中，以个体行为出现，代表着媒体群体观念，用有声语言、形态能动地操作和把握节目进程，直接、平等地进行大众传播活动的人。[4]对于电视谈话节目来说，主持人是节目的核心元素，“主持人若不得力，节目的档次、品位就会被拖下来；反过来，主持人得力，就有助于提高节目的档次和品位”[5]。许多电视谈话节目是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譬如《一丹话题》、《小崔说事》。在整个节目过程中，主持人的名字反复多次出现，以强化其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因为主持人实际上是节目的商标，主持人的风格往往就是一个栏目的风格，是形成一个电视谈话节目自身独特品格的最重要元素。

　　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承担着三种角色：首先，虽然主要处于在现场嘉宾和现场观众之间穿针引线的位置，但主持人本身就是一个谈话者；第二，不论是否有现场观众，即使一对一的访谈，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都是现场的组织者，一方面要主导节目，引导话题，另一方面要作为现场嘉宾和现场观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产生亲近感，创造良好的沟通氛围；第三，作为节目的形象代表，主持人是媒体对外的传播者。

　　在实际的操作中，谈话者、组织者和传播者是三位一体的。这种角色如何才能充分地协调好、使用好，而且没有痕迹，平稳流畅地转换，对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般来说，有影响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大都是国内外电视节目制作机构“有内涵、有人缘、有特点、有口才”[6]的名牌主持人。

　　（二）现场嘉宾

　　电视谈话节目成功与否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现场嘉宾的选择。本文将现场嘉宾分为来到演播室现场的嘉宾和电子屏幕上的嘉宾两类。

　　作为节目的主要谈话者，现场嘉宾发挥得如何直接影响节目的质量，因此，在选择时需要考虑以下一些问题：一是现场嘉宾是否有“谈资”，即对某一具体话题是否掌握有大量的资料，并对该话题具有权威性发言权；二是现场嘉宾是否有“谈品”，即在节目中能否顾及交谈者，而不是一味地表现个人，搞“话语霸权”；三是现场嘉宾是否有“谈技”，即是否具有一定的口才和辩才，包括说得是否有逻辑、有道理，语言表达是否简练、清晰，甚至具有幽默感。此外，如果不只一位现场嘉宾，那么，根据节目收视特点的需要，选择的现场嘉宾不能都是持有相同或相近观点的人，必须能够代表几种主要观点。这样在谈话过程中才可能对话题从多侧面多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三）现场观众

　　一些电视谈话节目中有观众参与，一些则没有。这里参照现场嘉宾的界定将现场观众也分为来到演播室的观众和电子屏幕上的观众两类。在有现场观众参与的电视谈话节目中，现场观众是节目的元素之一，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看客和摆设。一方面，现场观众的出现可以增强谈话的现实感，营造现实的谈话氛围；另一方面，现场观众的参与可以起到拾遗补缺调节气氛和节奏的作用。

　　（四）环境

　　电视谈话节目的谈话环境大多设置在专业的电视演播室，也有设置在普通的客厅、书房甚至户外等其他场所，如中央电视台的《当代工人》就是户外电视谈话节目。

　　电视谈话节目的谈话环境设置要做到形式与内容的协调一致。譬如：重大的时政话题，谈话环境宜简洁明朗；深刻的经济话题，谈话环境宜朴实大方；轻松的社会话题，谈话环境宜动感活泼。一个普遍的原则就是：内容越是深刻复杂，谈话环境就越应简单明了。要尽可能地缩短谈话环境、电视屏幕与观众的距离。谈话环境的设计上要给人透明、开放的视觉感受。

　　（五）话题

　　要根据节目的设定指向，选择既可以激发谈话者的积极性，也能调动电视观众兴趣的话题。话题的选择不仅要有意义，还要有意思，有意味，话题选择应该是多元思维后的结果，应该具有时代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公众，应该是公众普通关注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所选定的话题“一定要能够讨论起来，有话说，而且围绕这一话题能够产生出不同的观点，而且在具体讨论的时候一定不能搞一言堂”[7]。电视谈话节目的魅力主要在于其交锋性，强调的是思维的多向发展，一旦失去了多向性，节目的存在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

　　三、电视谈话节目的主要类型

　　按不同的标准和视角，电视谈话节目大致可分为如下9种主要类型：按功能，可分为娱乐性电视谈话节目、严肃性电视谈话节目；按拍摄地，可分为演播室谈话节目与外景谈话节目；按播出方式，可分为现场直播型谈话节目和录制播出型谈话节目；按有无现场观众，可分为无现场观众类谈话节目和带现场观众类谈话节目；按受众定位，可分为女性谈话节目、男性谈话节目、老年谈话节目、青少年谈话节目；按谈话内容，可分为叙事型谈话节目、辩论型谈话节目、专题讨论型谈话节目、清谈型谈话节目；按谈话题材，可分为知识信息类谈话节目、人际沟通类谈话节目和情感心理类谈话节目。其中，最后一种分类方式最为常见，也是本文所采用的分类方式。

　　（一）知识信息类电视谈话节目

　　即就某一新闻或专业话题与现场嘉宾和现场观众进行采访、讨论，以信息为主的电视谈话节目，既包括多人访谈，又包括二人对谈。现场嘉宾选取多是新闻的发布者、执行者、专家以及当事人，强调准确性、权威性、贴近性。

　　现代社会，人类和世界接触的深度和广度都发生了突变，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单纯的被告知，需要有平等机会去讨论公共事务、社会管理；人们不仅想知道观点，还想知道观点是谁说的，为什么这么说，以及是怎么说的，并渴望能够在双向互动的过程中获得多方面的信息，能够贴近信息源，然后再做出自己的判断。知识信息类电视谈话节目满足了这一需求：直接展示信息源，既提高了信息的准确性，又以谈话提供给人信息、观点，促使观众进行思考，与观众达成了一种新的、更为积极与健康的对话方式。

　　知识信息类电视谈话节目多在演播室或某个特定场所进行，其基本构成为主持人、演播室里或者电子屏幕上的嘉宾、相关的静态及动态新闻背景资源片，有的也有现场观众参与。在主持人用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把事件引出来之后，现场嘉宾就开始了谈论，而与此同时直播电话也就对全球的观众开放了，而且随着网络、手机等新媒体与电视的渗透，在线互动、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形式也介入了谈话现场。

　　譬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会客厅》以一位主持人和两位现场嘉宾为主要组合形式，关注的是当日或近期国内发生的重大新闻组合事件中的人，强调开掘新闻事件中当事人和关联人的亲历、亲为和亲感，突出新闻中人性和新闻性的结合。凤凰卫视的《一点两岸三地谈》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位置，通过视讯电话、卫星连线两种传媒手段，以大屏幕与演播室的结合，将北京、台北与演播室所在的香港连在一起，话题也围绕着两岸三地的第三话题，开放式地让三种不同意见的声音直接交流，开创性地实现了两岸三地的“面对面”对话。

　　（二）人际沟通类电视谈话节目

　　即以公众参与的人际倾诉或讨论为主体，具有较强可视性的电视谈话节目，强调平等交流，重视的不是权威性，而是公众参与性，以及正常人际沟通所产生的放松感和愉悦性，是高科技时代对人们交往的一个良好补偿。

　　其基本构成形式是以演播室为主，围绕一个或几个话题，由主持人穿针引线，现场嘉宾和现场观众对话交流，在现场嘉宾和现场观众上有更灵活的设置，提供了观众参与的最大可能性。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是中国内地最初出现的人际沟通类电视谈话节目。此后各地方台、各栏目的电视谈话节目风起云涌，像湖南电视台的《有话好说》、重庆电视台的《龙门阵》、云南电视台的《周末夜话》、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等。发展至今天，还出现了针对不同对象细分化的人际沟通类电视谈话节目，如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的老年人电视谈话节目《相约夕阳红》，上海东方电视台少儿栏目《欢乐蹦蹦跳》的儿童电视谈话节目《童言无忌》、《商务电视》的商务类电视谈话节目《商务俱乐部》等。

　　在这类节目中，主持人的主要角色是作为一个倾听者、一个组织者，来调动现场气氛，控制话题的行进方向，营造一种日常人际交往的友好氛围，而现场嘉宾的谈话是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场观众则是电视谈话节目气氛的营造者，也是节目中一些趣味横生的枝杈的生成处。

　　（三）情感心理类电视谈话节目

　　这类节目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特殊的人物选择，或是特殊的情景设置，来触动人们心中最敏感的神经，带给人们一种心灵的慰藉和震撼，如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和吉林电视台的《回家》；另一种是以谈话为基本载体，借助设计的表演活动或随意即兴的问话，运用多种方式充分展现话语中的戏剧性、娱乐性，以娱人耳目，放松心情，如台湾中视的《非常男女》、湖南电视台的《玫瑰之约》和《真情》、中央电视台的《朋友》和《心理访谈》。

　　随着人际交往的日益传媒化，情感心理类电视谈话节目将会有更多的表达样式和更多的市场。

　　四、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特性

　　电视谈话节目大有方兴未艾之势，这是由其自身所具有的一些传播特性决定的。

　　（一）直接的人际互动

　　谈话是人们相互交流最有力的方式，它能调动人的整体感知，人们能在其中获得超越于语言之上的亲密感觉，是最为人性化的交往方式之一。

　　在电子和数字技术的支持下，电视谈话节目具有最符合电视本质的传播状态。它能够以人自身作为传播符号，将谈话的完整状态加以保留、物化、传递，以人际交往的即时互动构成节目内容，满足并延伸了人们面对面谈话的愿望，而且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经由电视传媒的放大，创造了一种广域的人际传播空间，成为现代社会里的人与人、人与环境建立联系，加强沟通的渠道之一。

　　（二）完整的场式传播

　　电视谈话节目能保留谈话的完整性和动态性，进行场的传播。

　　电视谈话节目以直播或直播形态的录播，完整地保留现场的人际互动情景，全方位展示谈话过程中的语言、性格、心态、氛围，导演现场即时地整体编排调动在时间链条中绵绵不息的动态谈话，形成一种人际传播的势态。

　　在场的传播中，会因为谈话信息的完整和势态的延伸，而让人获得超越于语言之外的感知。因此，观众的兴趣虽由话题始，却常能在节目中获得全方位的满足。

　　（三）个性的自然流露

　　电视谈话节目为传播者和接收者个性的自然流露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当电视与人联系或者是传达信息时，它是被一个个的家庭所收看的，电视已成为人们家庭中的一员，激荡个性，让人自身得到充分的展现，是电视体现其成员关系的一个重要万面。

　　实际上，电视谈话节目中传播者和接收者这种个性的自然流露是有其社会基点的。人的个性都是社会性的体现，人的语言因个人的身份及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方式，在观点的碰撞中流露的实际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的碰撞。这使得个性的流露具有普适性，能够引起广泛层面的认同。

　　（四）动态的情感碰撞

　　人的谈话具有动态性和偶发性，电视谈话节目以现场的特定空间最大限度地刺激了人的交往欲望，人的智慧、情感，都会在语言中展现，谈话节目中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的适当引导，引发了现场嘉宾及现场观众的临场对答，加速了谈话中的动态的情感碰撞。譬如在《相约夕阳红》的一期节目《老夫老妻》中，观众中有一位老太太夸作为现场嘉宾的老先生幽默时，谁也没有想到，老先生竟以与年龄不相称的动作，敏捷地跳起来，几个箭步跨过场地，扑到现场观众席与她热烈握手，全场为之鼓掌。电视谈话节目中意想不到的情感变化，会常常引发戏剧性的场面。

　　（五）优化的信息组合

　　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电视谈话节目能够在谈话的现场，利用大屏幕插入图像和文字、利用电脑引入场外信息和观点等多种方式，适时插入多重信息，并进行优化组合，使人们在进行人际传播的同时，又能得到信息和情感方面的满足。

　　特别是虚拟演播室技术的发展为电视谈话节目开拓了新的信息结构方式。譬如：凤凰卫视在《锵锵三人行》中运用虚拟演播室技术，不但提供了一个多维的谈话空间，还随时无缝插入谈话所涉及的影像及文字资料，而虚拟出席可以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主持人、嘉宾、观众以及各种动态资料集结在一个电视空间里，使得谈话方式的变化更为活跃，人物的交流有超越时空的互动性。

　　（六）经济的成本结构

　　电视谈话节目有着相对经济的成本结构，对场地、制作人员、制作技术的要求都不高。它只需要一个外景地或演播室、一位或两位主持人、几位现场嘉宾和一些现场观众，而且现场嘉宾和现场观众往往不需要酬金。同时，电视谈话节目的后期编辑也不需要复杂的特技处理，只要主持人发挥得好，现场录制完毕就能够迅速合成。有的电视谈话节目甚至采用直播形式，省去了后期编辑制作的时间和费用，这些特点使电视谈话节目成为电视节目中制作费用相对较低的一种形态。当然，有些电视谈话节目并非都是低成本运作的。成本高的原因在于谈话节目对主持人的依赖，而明星主持人的薪酬往往非常之高。在美国，薪酬最高的主持人是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如奥帕拉·温弗丽和拉瑞·金。[8]

　　所有的电视节目形态都是一定技术基础上社会心理的反馈，在直播卫星电视和网络技术大为发展，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变化，人的心态处于不断调整状态的今天，电视谈话节目将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这个前景将不再是用量的积累所能支撑的，电视谈话节目需要从抢占空地的阶段进人对社会心理的切实满足阶段，真正成为传播信息、沟通情感、慰藉心灵，最终实现公共话语权的一个重要载体。孙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