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有情的例子

2015年春节刚过，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宣布对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销售假药的陆勇不起诉。这个消息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
从2014年7月，陆勇因为帮助国内患者代购未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抗癌药，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半年后，检察机关又宣布对其不起诉，这起不起眼的案件引发公众讨论，话题囊括医保政策、药品审批、执法尺度、代购监管等众多重大问题。
纵观陆勇案的整个过程，每一个回合、每一个环节都是对案件事实的进一步认定，都是对法律适用的进一步规范。无论是最开始的批准逮捕、提起公诉，还是后来的取保候审、决定不起诉，检察机关所作的每一个决定都于法有据，经得起考验。这也是社会公众、新闻媒体之所以为检察机关点赞的重要原因。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政法机关最高的价值追求，同时也是最难实现的现实目标。打官司，总有胜诉方和败诉方，谁都不希望自己败诉，尤其是在办案过程不透明、说法释理不到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有时候法律与人情存在差别，感情上说得通的未必在法律上行得通。就像陆勇案，虽然为病友代购的行为颇能体现助人为乐的品德，但在法律上，将未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药品引入国内，就是涉嫌违法，就要受到法律的追究。
然而，法律毕竟不能囊括全部社会生活，对所有的社会现象都予以明确规范。在执法办案的过程中，除了坚持法律的正确统一适用，还必须考虑执法办案的社会效果。如何把握执法尺度，考验着执法司法人员的智慧和能力。
在陆勇案里，批准逮捕、提起公诉是出于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重视，撤销起诉则是出于对案件定性的严谨，两者并不矛盾，不能说撤销起诉就证明前面批准逮捕就是错误的。事实上，如果陆勇从境外购进药品后销售，从中赚取差价牟利，那么他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法律不是冷冰冰的规则、条例，虽然法律有时显得不近人情，但法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权益、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那些认为法律就是单纯惩罚“犯规者”的论调，只会曲解立法者的原意，破坏法律的整体实施效果。
“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样的精神值得所有执法司法人员细细揣摩、深刻领会。



扩展资料：
司法官员在工作中，处理情、理、法的关系：
研究表明，“情”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经过博弈、学习和基因承继已经内化的一种本能反应；而“理”则是人们通过主观努力对个中逻辑的一种抽象，是人们试图总结和把握社会交往规律的表现；而“法”则是在上述基础上对于人类社会合作秩序规则的有意创设，因而主观性更强。
由此可见，“法”更体现了人们自觉干预社会生活、希望达至更好社会合作和争取社会和谐的努力。法律作为人类的创制物，是人类有限理性的重要表现，必定有其优点和不足。从生物进化上说，情、理、法之间，存在一个在产生顺序上的递进然后并存的局面。
不管我们如何赞美和推崇人类的理性，但每当危难来临时，却经常凭着直觉和情感行动而把理性弃之不用。对此，美国思想家汉密尔顿说：“如果没有约束，人的情感就不会听从理智和正义的指挥。”
普通人具有的是自然理性，而司法人员应具有的是技术理性。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关键不是司法人员在案件处理中排除个人感情，而是在于理性防范和控制个人感情对案件处理的消极影响；必须注重缜密的逻辑，谨慎地对待情感因素。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论法：法律也该有温度
参考资料来源：深圳新闻网-司法过程中如何处理情理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