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俊才,女,1975年生,山东济宁人,先后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博士,主要从事情绪心理学与儿童社会性发展研究,在《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
《女神》中许多重要的诗篇,都饱含着郭沫若眷念祖国、颂扬新生的深情,这也正是对“五四”的礼赞。五四运动是一次新的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近百年来民族革命运动在新形势下的新高涨。五四运动首先激起身居异国的郭沫若的,正是这种深切的爱国之情。从这些爱国诗篇奔腾澎湃 着的热情里,始终可以看到再生女神和火中凤凰的身影。
《晨安》和《匪徒颂》是两首 格调相近的名诗,气势磅礴,笔力雄浑。《晨安》写诗人在“千载一时的晨光”里,向 着“年青的祖国”,“新生的同胞”,向着革命的先驱,艺苑的巨擘,向着壮丽的山河, 向着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口气喊出了二十七个“晨安”。
《匪徒颂》则是为反对 日本新闻界对中国青年的诬蔑而作的。他们称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学生为“学匪”,诗人 满怀愤怒地写下了抗议的名篇,对历史上曾经起过革新作用的一些“古今中外的真正的 匪徒们”做了由衷的赞扬。在这些诗篇中,最能表达他对祖国眷恋深情的是《炉中煤》。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说过:“ ‘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聪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 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晨安》和《匪徒颂》都是对于她的颂词。”恋歌没有颂歌的奔放, 却别具一种深婉含蓄的美。
颂富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表现与万物相结合的自我的力量,是《女神》的另一重要内容。收在《女神》里的诗作,无论是反抗、破坏或者创造,几乎处处透过抒情形 象表现了鲜明的自我特色,而在一部分诗篇里,更对作为叛逆者的自我唱出了激越的颂 歌。这个自我气吞日月、志盖寰宇,“是全宇宙的能底总量”,它“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如大海一样地狂叫”,“如电气一样地飞跑”;这个自我无视一切偶像和封建权威, 公开宣称“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这个自我俨然是“可与神柢比伍”的“雄伟的巨制”, “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这个自我还与“全宇宙的本体”融合起来,引起诗 人高唱“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
这种对自我的极度夸张,透露出强烈的 个性解放的要求。对于劳动、对于工农群众的敬仰和颂扬,这是《女神》中很多诗篇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三个泛神论者》里,他把三个泛神论者都作为靠劳动吃饭的人来赞美。 在《地球,我的母亲!》里,他认为“田地里的农人”是“全人类的保姆”,“炭坑里 的工人”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
在《西湖纪游》里,他更想跪在雷峰塔下一个锄 地的老人面前,“把他脚上的黄泥舐个干净。”这种对劳动人民恳挚真诚的感情正是诗 人阶级觉醒的征兆,就像他在《巨炮之教训》中所写的那样,时代的霹雳把他“从梦中 惊醒了”。郭沫若对于大自然怀着深情。《女神》中有不少歌咏大自然的诗篇。
诗人当时正受泛神论思想影响,认为“全宇宙的本体”只是万物的“自我表现”,而人则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喜欢讴歌自然,并把自己溶解在广阔的大自然里,达到“物 我无间”的境界。这在《光海》、《梅花树下醉歌》等诗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 些歌咏大自然的诗篇,不仅倾心大自然的伟大和美丽,它们又和《女神》中的其他诗 歌一样,向往光明和新生,向往劳动和创造,渗透着积极向上的精神。
诗人歌唱的是“日 出”和“春之胎动”,赞美的是“太阳”和“雪朝”。他在“无限的大自然”里感受到“生 命的光波”和“新鲜的情调”,他从在他“头上飞航”的“雄壮的飞鹰”想到他“心 底里翱翔着的凤凰”。
在这一部分诗里,有气象宏伟、壮阔飞动的描画,也有笔致婉约、 清丽幽静的篇章,但无论是礼赞“波涛汹涌着”的大海、“新生的太阳”和“天海中 的云岛”,或是歌咏“池上几株新柳,柳下一座长亭”,以及“含着梦中幽韵”的“醉 红的新叶,青嫩的草藤,髙标的林树”,总是流转着一股清新的气息和足以使人愉悦、 奋发的乐观主义色彩,洋溢着“五四”时代蓬勃进取的精神和诗人自己的飞扬凌厉的 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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