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24日,肯尼迪航天中心。摄影师正在将一根大电缆固定在我的腿上。我刚刚去最后看一眼航天飞机货舱中的哈勃太空望远镜。货舱门即将关闭,哈勃望远镜明天将发射到太空中。
几分钟后,我将与特德•科佩尔一起出现在面向全国的“夜线”电视直播节目中。
我很少看电视,也从未看过这个节目。制片人让我盯着耀眼的登长达30多分钟,我心想,原来是那些疲惫不堪的嘉宾们制作了非常好的午夜电视节目。他们曾向我许诺,问题将非常礼貌和简单,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提问完了有关NASA的资金花在社会项目上是否会更好些之类的所有问题之后,我被问到了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它会成功吗?”
我表达了对我们团队的信心,谈了谈这个试验项目群,并非常直率地说:“它会的!”事实上,这是唯一可能的答案。
我知道,已有稿件发到报社,预言项目将失败,因为我已收到过几份这样的稿件。科学院公共事务部的前任主任已经写过一本书,强烈地谴责我们的NASA团队,他打赌我们将失败,以借此使他自己成名。我对此并不担心,因为除了发射太空望远镜,然后等待观看所发生的事情外,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已花费了15年时间,耗资17亿美元,该是验证的时候了。
无数次的预发射模拟试验已使我备感悲观。我们不断地练习一旦发生各种不可能想象问题是如何做决定。如果航天飞机的引擎过早地关闭,只进入可运转3个月的轨道上,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将哈勃望远镜留在轨道上,并执行一次紧急再推进任务?还是冒着很可能污染望远镜的敏感光学表面的危险,将它带回来?
第二天傍晚,我坐在肯尼迪小木屋的控制台前,倒计时已开始。
我随后将获悉,富有权威的参议员芭芭拉•米库尔斯基会转过头去问她的部下,“我发现我自己与这望远镜已紧密地联系了在一起,这次真的能成功吗?”凯文。凯利将回答:“别担心。查利•佩尔兰已经向我保证过,一切都将万无一失。”
我们以教科书般的飞行方式进行了发射。
望远镜部署到位、接通了电源并与地面进行通讯。用NASA的话说,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望远镜在出入轨道的光照区域时,一个神秘抖动让我们感到有点担心,似乎是热力变化导致太阳能阵列剧烈抖动。但这个问题并未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我们相信望远镜控制系统可以对此进行补偿。
接下来的一件大事是哈勃的“首次亮相”。我们本希望在自己的控制中心秘密地进行这次实验;但是,媒体坚持要观看整个过程。当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亮点时,我们长舒一口气。“成功了!”我们欢呼。虽然图象模糊不清,但我们并不担心,发射望远镜时,我们有意使之略偏离焦点。
紧张的试运行期间,时间过得飞快。由于一直忙于哈勃望远镜的相关事情,这导致我无暇顾及我所领导的天体物理部门的其他事务。现在发射结束了,我打算去日本出差,更新我们的合作协议。我终于有机会做我完全愿意做的事情了。
情绪出现较早情绪可以是暂时性的,情感则具有深刻性和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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