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曾说“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如何理解“情教”一说？

“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是冯梦龙在《序》中说，这是他的“情教”观的宣言。何谓“情教”？简单说，“情教”就是冯梦龙的“教化”论。

冯梦龙曾经在署名无碍居士的《叙》中，说过如下一段话，很能说明其“情教”的本意：

“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 ’夫能使里中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痛，导情情出。”

《三国志》故事本身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再加上说话艺术家充满感情的表演技术，使听众受到了强烈的感染。冯梦龙借此具体生动的事例，从理论上推论出通俗小说“情教”的特点和效果。

所以，以“情”立“教”，实际上是对小说的艺术特性和社会功能，有着新的独特理解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新见。“情教”的提出，显然是冯梦龙的标新立异。这种新见，包含着三个层次的内含：

01 冯梦龙提出“情教”，是由于他看到“情”有强大的陶冶人性、转移世风的力量。他选录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关男女之情的故事近千篇，编纂成《情史》，目的就在于：

“使人知情之可久，于是乎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于浇俗冀有更焉”。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情是永恒的，让无情的人看了情爱故事，会产生情，私人的情可化为大众的情，从庶民乡村到家国天下，都能以情相待。

他编撰《三言》：《喻世明言》(《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这一套短篇小说巨著的目的更为明确：

“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序》)。

而他编集山歌，也完全是为了同一目的“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序山歌》)。

的确，所谓“喻世”、“警世”、“醒世”，立足点都在于劝善惩恶。无论是用婉转劝喻的方式达到潜移默化，还是大声疾呼使之警觉醒悟，其意图也就是把通俗文学作品当作一具青铜镜子，使读者能“朝夕照自家面孔”(《叙》)，通过“情”的感化，从中获得教益和鉴戒。

冯梦龙在《叙》中说：

“小说家推因及果，劝人作善，开清净方便法门，能使顽夫伥子，积迷顿悟”。

他是充分地认识到了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所以有意识地编撰通俗文学特别是小说，来发挥其“触性性通，导情情出”的效果。

02 冯梦龙提倡“情教”，有他明确的针对性，即针对着“浊乱之世”的无“情”社会和无“情”之人冯梦龙在《慌史·有情树》的评语中借题发挥说：

“万物生于情，死于情。人于万物中处一焉。特以能言，能衣冠揖让，遂为之长。其实觉性与物无异……即草木无知，而分天地之情以生，亦往往泄露其象。何则?生在而情在焉。故人而无情，虽日生人，吾直谓之死矣!”

在这段话中，冯梦龙对那种生而无“情”之人，深恶痛绝，直言指斥。他曾以“醒”和“醉”来比喻美、善和丑、恶，他认为：

“忠孝而醒，而悖逆为醉；节检为醒，而淫荡为醉；耳和目章，口顺心贞为醒，而即聋从昧，与顽用嚣为醉”，而且还认为“浊乱之世，谓之天醉”。

与之相对，冯梦龙在《序》中赞美“恒心”：

“心恒心，言恒言，行恒行，入夫妇而不惊，质天地而无怍”，并说若能如此，则“万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

在冯梦龙看来，无情与有情，其中差别是不可等量齐观的，人而无“情”，一切罪恶由此导出，如果实行“情教”，使人们都成为有“情”人，则“盗贼必不作，奸宄必不起”，甚而至于“天涯成眷属”。

由于冯梦龙认为“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所以他提出“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

这里的“言”即文学，担负着“醒人”以至于“醒天”这样巨大的任务，具有着如此重要的功能，说明冯梦龙提倡文学的“情教”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03 冯梦龙提出“情教”，是在一定程度上鄙视或轻视传统的儒家“教化”论的表现，包含有以“情教”取代儒家“教化”论的意图关于儒家的“教化”论，早在《礼记》中曾提到：

“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絮静经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这就是所谓六艺之教。其中特别强调礼：“夫礼，禁乱之所由生”，所以，“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

接着，汉儒又制定了“三纲五常”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宋明理学又进一步加以发展，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并且在文论领域宣扬“文以载道”说。

对于“文以载道”说，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指出其影响之广大：

“可以说成功了‘文教”，以致“六经都成了‘载道’之文”，它“不但代替了《诗》教，而且代替了六艺之教”。

所谓“道”、“礼”、“理”，实际上是一回事，都是指封建纲常，且几乎成为千古不移的禁锢人性、束缚思想的精神枷锁。冯梦龙认为：儒家的“教化”论，目的是教育人们“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总之是要成为所谓“有方之士”即有道德之人，但是实际效果却微乎其微。

为什么？冯梦龙指出：一切经书史传虽“著其理”、“述其事”，但“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彦，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士大夫和读书人虽受经史熏陶，照办的人却不多；二是“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村夫稚子，里妇估儿，对经史看不懂，不爱好，他们往往：

“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

这样，宣扬儒家“教化”论的经典在最下层的群众中便不可能有市场，而以“情”立“教”的通俗小说便应运而生，并有可能取代经史，在市民阶层中广泛流行。

总而言之，冯梦龙特标“情教”之说，是有其深意的，即：

一面大事宣扬《三言》等补足“六经国史之辅”，一面则又进一步论证通俗演义“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甚而至于从两者的效果对比中，竞说儒家经典的感人程度未必如通俗演义之“捷且深”。

这样一来，冯梦龙的“教化”论即“情教”的作用，比之儒家的“教化”论便无疑高出一筹，以至不可等量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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